天涯文学_古诗词

　　曲江是杜甫长安诗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安史之乱前，他以曲江游宴为题，讽刺诸杨的豪奢放荡。陷居时期，他潜行曲江，抒发深重的今昔兴亡之感。而平乱之后，则大多寓凄寂之境于浓丽之句，表达深沉的悲感与愤慨。《曲江对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此诗景丽情深，抚今追昔，低徊蕴藉。

　　前两联写曲江春雨图，紧扣标题中的“雨”字；后两联写“对雨”之思，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委婉表达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的忠君忧国之心和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期盼之情。

　　首联写景，先大处落墨，勾出全景，重在写静态。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苑墙；斜晖脉脉，江亭寂寂，暮霭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一“覆”，一“静”，既凸显眼前之景的冷清郁闷，又透露出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重在写动态，将满怀幽思作进一步渲染。杂花生树，落英缤纷，本已迷人眼目，又经如酥春雨的润泽，更觉楚楚可怜，娇媚动人。“湿”字，也有选本作“落”，以为用“落”字更有余韵。春雨迷蒙，飞红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这是移情于景的妙句。

　　颈联讲当年玄宗皇帝，曾率领龙武禁军，自夹城趋芙蓉园，笳鼓齐鸣，车声雷动，旌麾蔽日。到此时，驰道依存，空余废辇，殿门深锁，无人焚香，戒备森严。杜少陵曾有诗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然而兴衰无常，此刻曲江一派凄清冷寂，空自让人凭悼。

　　尾联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嬉游之景。作者巧妙地用“何时”一词表现出自己的期盼。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是一场豪梦而已。杜甫曾受用于玄宗，安史劫后，新君（即肃宗）上场，肃宗因当日分镇之命，几撼其储皇之位，衷心隐处，不搛于若翁，故将玄宗移居西内，并将其旧侍翦除殆尽，玄宗暮境悲凉，杜甫不得新君恩宠，也就愈念当日如鱼得水的佳境了。此联抒情极其惨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知逝水难回，却渴盼恩泽重沐，一展抱负，这不能不令人伤感。“暂醉”，其实只能是转瞬即逝的精神麻醉罢了。

　　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

　　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