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有一位姓施的酒监官，和歌姬乐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眼下因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她一起随行。无奈之余，填了一首《卜算子。赠乐婉》的词，赠给她留作纪念。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李白也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便钟情，好象前生早已相识。这种感觉，宝玉应最有体会。初见黛玉之时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想那张籍所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遇到过类似情形，他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自己跳出三界外，已出家为僧，也只好望而却步。
“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
接下来的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酒监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她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要比白诗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惜别之情的绵绵不绝。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李白在《金陵新亭》中，怀想东晋王导的爱国壮语，无限感慨，不禁对王导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赞美。作品首二句“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说明金陵的豪士们在新亭游览胜地聚会。中四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颧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周颛眼看新亭风景没有变化而社会动乱，山河易色，山从中来，大为哀叹。参加饮宴的人都像被拘禁的楚囚那样，忧伤流泪，只有王导激愤地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建功立业，光复神州，怎么能如楚囚一般相对哭泣!”这些爱国壮语，李白并未写入诗中，却在末二句融合成真诚颂扬的话：“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大诗人不轻易给人以高度赞语，这两句人物总评，是很有分量的。
诗的主线和核心是歌颂爱国志士王导，构成历史事件矛盾的焦点，是爱国思想和消极山观情绪的斗争。诗歌如果按照历史事件原型，全盘托出，那就成为平板叙述，缺乏艺术光彩。李白选取了周顗绝望哀鸣，众人相对哭泣这一典型场景，微妙地熔铸成为四行具有形象性的诗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颉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篇末把王导的爱国壮语“当共勤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曲折地化用成高度赞美爱国志士的诗句“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取材典型化上的功力。
这首怀古诗在感情的抒发方面，不是平铺直叙的，如果直白自述，则易陷入板滞。作品感情显现的不同节奏是：首联淡淡引出，次联接触矛盾，三联矛盾有深化，末联解决矛盾。达到审美高潮。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内在思维布局上的功力。
“主人就我饮”四句为过渡句，引出了扶风客舍的主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从“十五役边地”到“路旁谁忍看”是扶风主人自述其军旅生涯。这里明显化用了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句意：“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战地归来，家园零落，满目凄凉，虽然满心酸楚，但想到“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心里还是有几分庆幸。这在行文上为下文抒写珍惜太平盛世的生活感慨作了过渡，转承显得十分自然。
“幸逢休明代”以下四句是扶风主人抒发欣逢盛世及年老体衰的感慨。
收尾六句是扶风主人对诗人的劝慰勉励之词，语重心长，感情真挚。
全诗写景叙事，有条不紊。其间颇多转折，如九九回廊，迂回曲致。老人之言语带沧桑，但终不流于伤感，感人至深。此诗从风格上看，虽有几分沉郁，但仍是盛唐气象的回响，内容和形式结合巧妙，谋篇布局颇见匠心，不失为一首优秀的边塞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