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
诗的前四句写国家近来经常发生战乱，朝廷着急赏功平乱，因此武将多在高位，当时的地方长官也多是由武将担任。如今安史之乱已平，因此朝廷开始简用文人，意在提醒路使君重视这一次的简用。
接下来两句说现在国家急需贤能的良臣，你应该很快被提拔的。朝廷由武臣兼领到简用词人，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因此说“新”。这两句写得冠冕、大气，意在鼓舞路使君，为其行壮色。因为当时文人多不敢领郡，所以杜甫有“领郡辄无色”的话。这句是用古人期待路使君。下两句写战祸的惨烈后，说明官府对百姓的剥削。接下来四句承上句，说官吏应该廉洁，百姓也不要惧怕豪强，只要你能做一个被人敬仰的刺史，我即便穷途潦倒也没有关系。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在秋天的大江畔。这个场景别有深意，一方面，诗人希望路使君能够听从自己的劝谏，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廉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担忧，“回首大江”这个场景极具感染力。
杜甫赠人之作，对于“为民上者”都各有殷切的期望，归结于爱国爱民。在送路使君之前一年，送严武入朝有诗，其结句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以大义相要。王嗣奭云：“公与严公交契厚矣，十韵不及私情，而结以‘临危莫爱身’，道义之交如此。”在送路使君后，赠王契侍御也有诗，长达四十韵，有句云：“要闻除猰㺄，休作画麒麟。”《镜铨》注云：“上句勉其立功，下句戒其尸位。”又送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须汲黯”。汲黯乃汉武帝时直臣，汉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杜公深感自己生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惟有寄希望于国之重臣以及地方官吏。故每当送人入朝或赴任时，无论亲疏，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或婉地通过所赠诗篇而致其恳切期望之至意。故读送路使君诗而联想及诗人在蜀中的其他赠送之作，就可以明白诗人其爱国爱民的一片苦心了。
篇末两联，自是谦己而尊人，感物而寓意。“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身在泥涂，哪还有什么作为， “诗酒尚堪驱使在”，也只有任运而行；瞻佳士于霄汉，或当大有作为，也可引以自慰了。 “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点出了季节和地方，感慨万端，馀情不尽，托情于景，以景写心，尺幅中有千里之势，篇终接混茫，读者当于反复咏诵之中有所自得。此诗首四句起，末四句结，中间八句为腹心，“众寮宜洁白”一联，尤为重要。此诗结构谨严，语言质朴，对仗精工，而内涵力量甚大，境界很高，气浑旨深。
前两句写济南初春雪后乍晴以及泉眼之多。“山郡逢春复乍晴”句，紧扣诗题，“山郡”点明济南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逢春”和“乍晴”是交待诗的具体形象所赖以产生的节候。续句“陂塘分出几泉清”，表现号称“泉城”的济南最典型的景色。济南城区，有七十二泉分布各处，春来冰雪消融，地下有充沛水源，于是处处泉眼都有清流汩汩涌出，泉水分流汇合城内城外，碧波荡漾，随地皆成陂塘。此句炼在“分”字，分而知泉眼之多，泉多水丰，故能形成陂塘池沼，这才成其为泉城。
后两句写大明湖清丽纯净的奇伟景象。“郭边万户皆临水”，是描写大明湖及趵突泉一带城区的特殊景观。在济南旧城的四沿（即诗所说的“郭边”）环绕着由珍珠泉、美蓉泉、王府池、趵突泉等七十二泉涌水所汇成的河流水域，其中北部的大明湖水域尤擅景观之胜，民户鳞次栉比，傍水而居，清流逶迤。房舍掩映，这是济南胜致。此句“临”字比较关键，它体现了泉水和居人自然地交织汇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美感。最后“雪后千峰半入城”句，是渲染春天乍降时，山郡济南所见。济南群山环绕，南有千佛山、四里山，北有卧牛山、华不注、鹊山等等，群山巍峙，层峦叠嶂，林木苍翠，钟灵毓秀。环城四顾，山色青冥，美不胜收。清人刘风诰有一联曾曰：“一城山色半城湖”，群山本不“入城”，因“雪后”看上去特别近，故有“千峰半入城”的错觉。比“一城山色”的写法，更有别趣。
这首七绝四句纯然写景，不露声色，景中饱含深情，情景交融，极富情致。无论是“逢春复乍晴”的好天气，还是潺潺而流的清泉，以及湖水中倒映的“雪后千峰”等，都包蕴着诗人对济南初春的审美喜悦，流荡着一种迷恋的情韵。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