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
此诗以轻松平淡语言作侧面讥刺。前两句叹牡丹价格昂贵而豪家权门挥金如土满不在乎。三句转出，末句直抑。以物比物，写牡丹花与普通蜀葵花差不多。全诗谴责官僚贵族豪华奢侈，任意挥霍民膏民血，同时流露出反对奢靡浪费和对民生疾苦的隐忧关心之情。
“近来无奈社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一开始写出了自己爱花而又无钱买花的矛盾心情。“无奈牡丹何”，即对壮丹无可奈何之意。造成这种状况，作者交待了原因：数十千钱买一颗。用“数十千钱”与“一颗”，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花的昂贵，其中已经揭示了买花富人的享乐，以及百姓的贫苦。正如白居易写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五束素”匹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一丛艳丽的鲜花，竟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这无可奈何之谙中，蕴藏着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尽管花的声誉这么高，看来作者无力买花，因而难得赏玩。因为最后他写道：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到令天他才分明看到，牡丹花与普通的戎葵差不多。陈标《蜀葵》诗曰：“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案。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闲处只缘多。”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乡下姑娘喜欢风仙饼子花，处处人家都有它，城里姑娘喜欢牡丹富贵花，三天一过眼巴巴”，这都说明蜀葵这种花相当普通，品级很低。作者在这里将富贵之花壮丹同普通的蜀葵作一对比，认为这两者差不多。简直是震聋发聩。实际上潜台词是：牡丹花也不过如此，何必不顾民生疾苦，将价格抬得如此昂贵呢？言外之意尖锐讽刺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
咏牡丹的诗多写其艳丽不凡和高贵风格，这首诗一反常笔，表现了作者新奇立意。一个‘始”字，“也”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全诗无一明显论褒贬之词，然而诗人的好恶之情却又得以充分表现，足见诗人手法之妙。
这是一首描写闺妇之思的词作，大概作于词人留居钱塘之时。
全词以“凤城春浅，寒压花梢颤”起句。“凤城”即南宋京城临安。“春浅”言初春，指出季节。“寒压花梢颤”，因时为初春，故残寒肆虐，花梢打颤，“压”字给人以寒气如磐的沉重之感，一方面渲染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同时也暗示着人物怨恨的特有心境。这是情景交融，以景衬情。“有约”一句言因为刚入春天还冷的缘故，因此见不着燕子踪迹。此写燕，实用以寄托思妇的重重心事。说“有约”，是嘱燕传递天涯芳信，但燕却违约不来，故接用“十二绣帘空卷”一句，将闺妇思夫的烦恼无端发泄到燕子身上。“十二绣帘”，泛指帘幕。燕巢梁上，垂帘妨碍燕子活动，故须卷起。“空卷”一词，寓有思妇盼燕归来的急迫心情和对梁燕不来的惆怅与空虚，思妇在春寒中翘首期盼的痴怜之态跃然纸上，真切生动。
下片之结构，全由上片结句而来，正面抒写思妇的相思幽怨情怀。“去年共倚秋千”一句意即见秋千而触动旧欢，用“去年”，引出往昔情事，心中荡起一层幸福的涟漪。“今年独上阑干”一句，忽又跌入眼前“独上阑干”的寂寞凄清苦闷之情。“去年”“今日”，一欢一恨，形成鲜明对比。结句转入幽怨，埋怨所爱的人不能及时惜花，误了花期，相思之重，故埋怨之深。
全词所写虽然缠绵悱恻的闺怨之情，但艺术上有其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就结论而论，由物及人，由景及情，平正和谐，而缺乏变化，虽然不能反映起伏不定的感情，却正好适宜于表现幽怨与含蓄的情怀；就人物而论，没有涉及女性的体态服饰，写其轻嗔薄怒之态，人却隐而不露，走见词风的平正雅致。语言含蓄委婉，清丽可人。铭心刻骨的相思一诉诸文字，却成了“误了海棠时候，不成直待花残”。这里，没有直白的表达，也没有强烈指责，有的只是“十二绣帘空卷”的痴心与怅然，和平婉曲但含思凄迷哀婉，而思妇的情态及思绪的微澜，描画得生动传神。南海伍崇曜跋《日湖渔唱》，曾标举此词下片云：“清转华妙，宜玉田生秀冠江东，亦相推挹矣。”这“清转华妙”四字，道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