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来堂前打枣我从不阻拦任随西邻,因为她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
若不是由于穷困怎会做这样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惧反更该与她相亲。
见你来就防着你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你一来就插上篱笆却甚像是真。
她说官府征租逼税已经一贫如洗,想起时局兵荒马乱不禁涕泪满巾。
注释
扑枣:击落枣子。汉王吉妇以扑东家枣实被遣。扑:打。
任:放任,不拘束。
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妇人:成年女子的通称,多指已婚者。
不为:要不是因为。
困穷:艰难窘迫。
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难道。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只缘:正因为。
恐惧:害怕。
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即:就。
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备。一作“知”。远客:指吴郎。
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
甚:太。
征求:指赋税征敛。
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戎马:兵马,指战争。
盈:满。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