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此诗共十句。首二句“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是一幅目送朋友风帆逝去的远望图。“依然”是依恋，可以从中看出诗人内心是何等懊丧。从“长望”的凝神注目中能够窥见其情绪的起伏，有如这眼前的江水翻滚不已！
“鼓声随听绝”以下六句可分为两个层次，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镜头。第一层次“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两句是电影长镜头中的远景，写船已经远去的情状。友人开船时的打鼓声已在江空中绝响，而去帆也如脱弦之箭到了很远的江际，似乎已经与云为邻。这两句都是写诗人注目的那个远去所在。
紧接着的四句是第二层，可以看作近乎特写的近镜头。诗人回过头来写自己身边的情景，也就是朋友刚才离去的那个地方。“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这个泊处是朋友离船所泊之处，离亭是朋友离去前曾经逗留过的亭子。诗人所以特别注目，或许是因为没有来得及送别友人，因而对与友人刚刚驻足的地方产生情感上的牵连和迁移，其中有睹物思人的意味。泊处已空，只剩有飞鸟在盘旋往还，飞鸟是不领会诗人的离别之苦的，依旧追逐嬉戏，这就更加撩拨了诗人的惜别之情。离亭依旧存在，人却已散去，物是人非，徒增感慨。诗人写鸟亭的实有，更反衬出泊处的空寂和朋友之间的散落。下二句“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仍是承上二句，说的是天气寒冷而树木纷纷落叶，时正向晚而钓者也要收起钓丝返家。这里对选取入诗的景即诗人的眼中景是颇具匠心的。林寒叶下，钓晚收纶正渲染出诗人独立苍茫、凄苦无着的情绪和氛围，景的色调灰暗，从中可窥出诗人心中的悲凉。这里树叶的纷纷落下象征着朋友的孤帆远去、萍水飘泊，钓晚收纶暗示着诗人即将怏怏归去。这种诗歌欣赏的二重境界基于作者创造的第一重境界，这样才可以在欣赏、接受的过程中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最后二句是说朋友已去江汉而自己却返归城曲。“如何相背远”，诗的语气平淡朴素，其中深深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调。这样写自己归来的情状于全诗而言，一是对江津送友不及情状的续写，更可见出诗人对朋友思念之深、之切；二是整个诗篇也更浑然一体，而且情意不绝，余音袅袅，更加显得深厚蕴藉。
词作开首二句：“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词人这一年四十九岁，故曰“百年强半”，被排挤出朝廷，羁留南方达十三年之久，故曰“犹在天南畔。”秋高气爽，临轩赏月，把酒观菊，本当是很惬意、快活时节，但却被抛置在天之涯海之角。更何况，奸贼当道，金瓯残缺，匹夫之责，时常萦绕心怀。一个“犹”字，凝聚了词人多少的感慨与忧愤。“高秋”，谓秋高气爽之时，谢眺《奉和随王殿下》诗有：“高秋夜方静，神居肃且深”句。“幽怀已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幽怀”，指郁结于心中的愁闷情怀。毫无疑问，这是指自己无法锄奸复国的激愤烦乱心情。这句本意是因“幽怀”而无心赏观菊花，但字面上却说是因观花而致幽怀乱，似句意不顺，这实是一种婉转曲达的表现手法，后二句亦是如此写法。词人愁绪满怀，偏又逢皓月圆满，便把一腔的怨情向“银蟾”倾泻而去。这与上句的“无理”，更深一个层次地表现了词人的愁绪。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辛弃疾的“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等。这都是一种看似无理，实则含有更深的理在的埋怨。
下片词人转而抒写自己借酒茶解愁的情形。“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 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这里的“伴”，当指那些不畏权奸，主张抗金，遭到迫害，有志而不得伸的志同道和之友，当然也包括词题中的张伯麟。这几句词人用白描手法极写饮酒之狂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仍只好借酒来忘却心中的忧愤与不平。“羽觞”，指酒器，其状如雀鸟，左右形如两翼。他们喝了无数杯的酒，不仅放声高歌，还一扫文雅之态，箕踞而坐，并把头巾推向后脑露出前额。这是他们“颠狂”的具体写照。“箕踞”，形容两足前伸，以手据膝，如箕状，古时为傲慢不敬之容。这种放浪形骸的颠狂之态，实是内心忧愁极深的外在表现。末二句“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酒醒思茶，亦如饮酒一般，以浇胸中之块垒。“卢仝盌”，“盌”，同碗、椀，典出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善诗，亦喜饮茶。曾赋诗盛赞茶之妙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走笔谢孟议寄新茶》）。这里用此典，词意是承前一贯而下，亦即卢仝诗中的“破孤闷”、散尽“生平不平事。”
全词抒情由隐而显，层层递进；或曲折传达，或正面抒写，刻画了一个身虽遭贬，却能不屈不挠、豪气不除的爱国诗人形象。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