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写诗人在苏州看到的景象；五六句写诗人触景生情思念家乡；七八句写诗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月苦；最后两句写诗人联想自己家乡的场景，诗境清幽。诗人由景及情，浑然一体，造语清新，自然无拘束。
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六月初三的夜晚，诗人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刚刚听到蝉叫时，诗人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月，是它打扰了诗人的睡眠，让诗人睡不着觉，它勾起了诗人思乡的月绪。原来诗人“静听忆东京”，在安静的夜里聆听着蝉鸣不禁想念洛阳的家了。在诗人洛阳家中，有一片竹林，想来此次分别后，里面有蝉又在呜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中的那个小池子内有人在月色中划动着小船前行。
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孤独感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诗人也不例外。诗人因病而特别想念洛阳的家园，想念那园中的家人，都是很自然之事。
诗人的联想很丰富，他善于以一物为纽带，而展开遥远的另一空间的想象。月亮是诗人常用的一个联想的着笔点，但此诗不仅有月亮，还有蝉，用蝉来作联想的基础，这在历代诗歌中倒是比较少见的。但诗人将其放在特定的气氛中，感觉有些新奇，但也很亲切。
诗从咏景物引发情思。开端咏荷、柳，伴随清露、好风，通过嗅觉、听觉的感受来透露夏夜纳凉的清爽舒适。诗境清新，近似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的境界。初三夜是新月始生之时，可见前两句未涉及视觉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以下从初闻蝉鸣表达月思。闻蝉而动客思，是诗人传统，白居易此际故园之思落干洛阳之宅，既有竹林风清与当前境界接近的原因，更含寓早日辞官闲居的心情。诗由景及情，浑然一体，自然无拘束。
这首《南歌子》所作年代不详，但从抒发国破家亡之恨来看，似为流落江南后所作。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以对句作景语起，但非寻常景象，而有深情熔铸其中。“星河转”谓银河转动，一“转”字说明时间流动，而且是颇长的一个跨度；人能关心至此，则其中夜无眠可知。“帘幕垂”言闺房中密帘遮护。帘幕“垂”而已，此中人情事如何，尚未可知。“星河转”而冠以“天上”，是寻常言语，“帘幕垂”表说是“人间”的，却显不同寻常。“天上、人间”对举，就有“人天远隔”的含意，分量顿时沉重起来，似乎其中有沉哀欲诉，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此词直述夫妻死别之悲怆，字面上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则暗流汹涌。
前两句蓄势“凉生枕簟泪痕滋”一句。至直泻无余。枕簟生凉，不单是说秋夜天气，而是将孤寂凄苦之情移于物象。“泪痕滋”，所谓“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至此不得不悲哀暂歇，人亦劳瘁。“起解罗衣聊生夜何其”，原本是和衣而卧，到此解衣欲睡。但要睡的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开首的“星河转”已有暗示，这里“聊生夜何其”更明言之。“夜何其”，其（jī），语助辞。“夜何其”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半）；夜如何其？夜绣（向）晨”，意思是夜深沉已近清晨。“聊生”是自己心下估量，此句状写词人情态。情状已出，心事亦露，词转入下片。
下片直接抒情“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为过片，接应上片结句“罗衣”，描绘衣上的花绣。因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翠贴”、“金销”皆倒装，是贴翠和销金的两种工艺，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这是贵妇人的衣裳，词人一直带着，穿着。而今重见，夜深寂寞之际，不由想起悠悠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是一句极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内容，许多感情。“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句的“旧家时”也就是“旧时”。秋凉天气如旧，金翠罗衣如旧，穿这罗衣的人也是由从前生活过来的旧人，只有人的“情怀”不似旧时了！寻常言语，反复诵读，只觉字字悲咽。
以寻常言语入词，是易安词最突出的特点，字字句句锻炼精巧，日常口语和谐入诗。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