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在《艺概》中称温庭筠词“精妙绝伦，然类不出乎绮怨。”这首《菩萨蛮》写的就是一个独处闺中的女子春昼睡起后的生活情态。上阕纯写时节景物，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下阕描写在这种环境薰染下女主人公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上阕纯写时节景物。
作者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而于其略露人情。“愁闻一霎清明雨”一句是上阕的关键，说“闻”即有人在，而且是“愁闻”，更透露出人情。前后三句的景物，都是“愁闻”的人感受到的。从下阕首句看，其人闻雨是在床榻上，并是被雨惊醒的，闻雨而愁，是下意识的惜春之情的流露。首句先从景物表明时节。柳絮飞于春暮时。“轻絮”前用一“堆”字形容花絮清积之厚，在杨柳树多的地方即有这种景象。次句明言节候。“一霎”的雨是阵雨，下面两句即是阵雨后的景象。
“雨后”二句写暮春阵雨后的光景：雨余气清，斜阳照射，清花犹香，一切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总的给人以凄艳的感觉。“却”字为倒转之意，雨与阳光乃是相反的气象，而“雨后”即出现“斜阳”，故用一“却”字表示感觉的特异，亦有助于对整个境象的新鲜之感。雨停下来了，天空中出现斜阳，只见那零清的杏花，依旧散着芳香。但清花之香给予人的并不是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
下阕描写主人公的情态，在这种环境薰染下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无言”二句为午睡初起的表情。“无言”二字可见主人公冷寂的心情，也可看出她是独处香闺的。“匀睡脸”则是由冷寂心情产生的懒散容态，只是略匀面脂而未着意梳妆。
“枕上”句是对睡处的回顾，只淡淡地把屏、枕物象略提一下，暗露主人公从起身后离开屏枕时感到的空虚心情，也是产生“无言”句那种表情的环境气氛，因为在这样的处境中，人自然地要懒洋洋的了。“屏山”是床畔的掩蔽物，即屏风。这里只提“枕上屏山掩”，因起身后枕上空虚，最是关情。
末二句以主人公之黄昏无聊，觉光景人情，一片黯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生查子》），黄昏时候人世间有多少浪漫故事发生。她也是人，也有爱情婚姻的要求，她的那颗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便无聊地起身依门张望。至于是望谁，能否达到目的，词中没有说，留下了悬念。此词上阕所布设的时节景物，如堆絮、清花、愁雨、斜阳，与下阕描写人的活动如无言匀脸、无聊倚门，情境同此索寞，互为表里，可见匠心。
李白著名诗篇《玉阶怨》，也是写富女秋怨的。两者结合读，更能体会个中滋味。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的词具有多种风格，有的雄奇奔放，由此而创豪放一派；有的婉转多情，并不亚于柳、秦诸家。这首《蝶恋花》就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无掩饰地写出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
上片回忆了恋爱的全过程：初遇——破灭——思念。“记得画屏初会遇”，写出这爱情的开端是美妙的，令人难忘的，与心爱的人在画屏之间的初次会遇，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情缘突然被割断了，这无异于一场美梦的破灭，一切幸福的向往都化为泡影，所以紧接着就说“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这里借高唐之典比喻再也不能与情人相会了。“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进一步写出男主人公的一片痴情。虽然是“高唐梦断”，情丝却还紧紧相连：梁间的双飞燕春来又秋去，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悄悄走过，而对她的思念却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半分。其特别标举燕子是双飞，春光是从纱窗前走过，是因为这些物象最惹人相思，意在表明自己这几年是在极度的思念中度过的，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的。
下片回过头来集中描述他们之间最甜蜜的一次会遇。“那日绣帘相见处”，点明相会的时间与地点。“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活画出女方的娇羞之态：低眉垂眼，假意要走开，却微笑着用手整理自己的鬓发。一个“佯”字，见出她的忸怩之态，一个“笑”字，传出钟情于他的心底秘密。当人理鬓自也是一种保持最佳容姿以取悦于人的亲昵表示。“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进一步写出女方的内心活动：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无情，实在出于害羞。一个姑娘家当然不好在人前轻率地倾吐自己的爱情，可愈是如此，愈见其纯真，愈是招人疼爱。全词就以此甜蜜的回忆的结束而结束，活泼而有分寸，细腻而有余味。
作者在这里描写的相思之情是赤裸裸的，热乎乎的，可也是健康的，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朴素。女主人公自然是青楼中人物，男主人公是封建社会中的青年士子无疑。他们可以向意中人表示自己的爱情，但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他们之间的爱情的中断，决不是女方的变心，更不是男方的负情，而是受着外力的压迫与阻挠。
此词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顺叙、倒叙的交叉运用，使结构错落有致。上片先写爱情的“好梦惊回”，下片再写甜蜜的欢会，自然是倒叙。单就上片说，从初会写到破裂，再写到无穷尽的思念，自然又是顺叙。如此交叉安排，使其具有简单的情节，颇有点像现代的抒情性短篇小说的梗概，收到了曲折生情、摇曳生姿的艺术效果。二是运用了反衬手法，即以相见之欢反衬相离之苦。此词下片特意集中笔墨将勾魂摄魄的欢会详加描述，就正是为了反衬男主人公失恋的痛苦。因为只有爱得如此之深，才能思得如此之切；只有享受过如此的欢愉，才能产生如此的痛苦。这比说任何伤心的话更伤心十分。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