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作，作者送别的对象是与自己同榜中进士的友人徐云屋。该词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词，除抒写离愁别绪以外，还将当时的世事与境遇融入其中，因而内容更为深广。

　　上片写自己客中送客的愁思。“怎知他、春归何处”为首句，点明饯别时在暮春，同时渲染出的春光不再的惜春惆怅之感，为抒写离情作铺垫。此句与作者的名作《兰陵王·丙子送春》开端“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一句相类。“相逢”句言饯别，而“相逢”两字，暗示两人同在客地邂逅，然而不久又要离去，不妨金樽流转，以遣离愁。“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两句入回忆。刘辰翁于理宗景定三年至临安赴进士试，因以结识同年徐云屋，当时正值而立之年，与今相较，可谓“少年”。“天涯恨”即是飘泊他乡之恨。自初识“西湖烟柳”至今，不觉已过多年，不料仍是飘泊天涯，仍逢西湖烟柳，故云天涯恨“长结”于“西湖烟柳”之上。两句关合双方前后情事，由一“长”字表时间跨度又转回目前。“休回首”三字，文情顿挫，令人嗟叹不已。二人共谓不要去观看那迷朦的烟柳，摆脱掉盘郁于怀的天涯沦落之感；接下又谓但又不能不看细雨迷迷中的断桥，憔悴之人却又旧地重归。“憔悴”反衬上文“少年”，昔日的“少年”而今已至于“憔悴”，补足“天涯恨”之深。“东风”四句，用刘禹锡诗语。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下片写依依送客之情，同时又兼及自己。“君且住”两句，表明挽留惜别之意。“剪韭”，源出杜诗，写卫八处士用乡间家常饭菜招待杜甫，这里写刘辰翁没有珍馐以待客，但茶饭虽粗劣，但两人的关系却更显亲密。杜甫此诗主要抒发“别易会难”之慨，自然能引发起刘辰翁此时的共鸣同感。“前宵”三句，是追叙昨晚宴别的情景：豪饮放歌，酒湿春衫，狂放，慷慨中得见与友人情谊之深厚。既刻画出两人性格的豪放，又表现出心情的悲苦。言昨晚同一时间已曾饯别，今朝依旧痛饮，足见两人友谊的深厚。“空眉皱”三句又转到今日酒宴：筵席上两人都已生白发，徒然浩叹伤怀。空，是说明知叹息无济于事仍不由得叹息年华的易逝。“白发”承前“少年”和“憔悴”，但一为反衬，一为正衬，如此笔法在于强调主客双方都已年华不再，而都又事业不成，让人扼腕浩叹。“临分”四句，写宴散作别。这句说握手作别而又恋恋不舍，又道情谊之重。“论文”、“顾曲”用两个典故。“论文”，这几句一方面写临别时的感叹，重逢何期，道出分别的珍重；另一方面又补写宴会的内容，论文、听曲，出生本色尽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叹”字以下是一个领字句，十三个字都是“叹”的内容。用这样长句煞尾，气脉通贯，情感上感慨不已，思绪起伏。

　　此词写别情，但并不仅仅停留在抒写友情之深，而是融注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飘泊异乡的“天涯恨”，又有功业无成、年华易逝，感伤。凡此种种怎能不让人慨叹哀愁。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说：“须溪（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遒劲有力的风格和曲折顿挫的笔势与丰富复杂的内容融铸一体，相得益彰，此词即是一例。此外，善用典故也是此词的一个特点，这又与辛弃疾词风格相近。

　　这是一首山水诗，但不是即地即景之作，而是诗人对往年游历的怀念。宛陵三面为陵阳山环抱，前临句溪、宛溪二水，绿水青山，风景佳丽。南齐诗人谢朓曾任宣城太守，建有高楼一座，世称谢公楼，唐代又名叠嶂楼。盛唐诗人李白也曾客游宣城，屡登谢公楼畅饮赋诗。大概是太白遗风所致，谢公楼遂成酒楼。陆龟蒙所怀念的便是有着这些名胜古迹的江南小城。

　　这首诗的佳处不止在描摹山水如画，更在于溶化着诗人深沉的感慨。通观全诗，前二句是平叙宛陵旧游的怀念，说自己从前曾到陵阳山的那个好地方游历，那里有谢朓、李白的游踪遗迹。后二句是回忆当年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傍晚，在句溪、宛溪旁缓步独行，夕阳斜照水面，那叠嶂楼的倒影映在水中，它那酒旗仿佛飘落在春天流水中。那情景，最惹人思绪了。惹起的思绪是什么，惹起思绪的原因是什么，诗人没有说，也无须说破。前二句既已点出了诗人仰慕的谢朓、李白，后二句描摹的这帧山水图所蕴含的思绪感慨，不言而喻，是与他们的事迹相联系的。

　　谢朓出任宣城太守时，很不得意，“江海虽未从，山林于此始”（《始之宣城郡》）。李白客游宣城，也是牢骚满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然而谢朓毕竟还有逸兴，李白更往往是豪游，青青的陵阳山上，那幢谢朓所筑、李白酣饮的高楼，确令人思慕向往。而自己一介布衣，默默无闻，虽然也游过这陵阳佳地，却不能为它再增添一分风韵雅胜。于个人，他愧对前贤；于时世，他深感没落。因此，回想当年旧游，只有那充满迷惘的时逝世衰的情景，给他难忘的深刻印象。这就是西斜的落日，流去的春水，晚风中飘摇的酒旗，流水中破碎的倒影，构成一幅诗意的画境，惹引无限感慨的思绪。由此可见，这首怀念旧游的山水诗，实质上是咏怀古迹、感时伤世之作。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炼词铸句，熔情入景，因而风物如画，含蓄不尽。前二句点出时间、地点，显出名胜、古迹，抒发了怀念、思慕之情，语言省净，含意丰满，形象鲜明，已充分显示诗人老到的艺术才能。后二句深入主题，突出印象，描写生动，以实见虚，在形似中传神，堪称“画本”，而重在写意。李商隐《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那种无望的迷惘，在陆龟蒙这首诗里得到了十分相似的表露。也许这正是本诗的时代特色。诗歌艺术朝着形象地表现某种印象、情绪的方向发展，在晚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趋势，这诗即其一例。

　　上片，写梅的生活环境，亦是写朝云的生活环境。前三句，以七个景物叠印成一幅梅花盛开的背景图：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渡波等衬托着梅花开放，鲜艳迷人。“倒绿枝寒凤桂”，描绘梅的形态，如幺凤般。朝云自杭州来到惠州，成为一尘不染的词人的最宠爱的妻妾，词人对她的情感不言而喻。

　　下片，写梅的凋谢，亦是悼念朝云的逝世。开头二句，写梅花的盛开，幺凤与梅枝同绿。鲜艳的梅花又映照着透明的水波。再一次渲染了梅、幺凤的青春丽色，即朝云的青春丽色。最后两句，笔锋一转，环境变化，亦用六个景物来衬托着梅花凋谢、朝云英逝的凄凉气氛：渡口边呈现着的景象是“斜烟，淡月，笼沙”，还有那“远路，微香，趁马”。“微香”二字，特别醒目地告知读者：梅已谢了，只剩下“微香”，暗示着王朝云也已远走了，正在“趁马”进入到另一世界。眷恋之情，尽在不言中。

　　这首词是以“梅”格喻朝云。全词，采用上片尾句字倒行的回文形式，构成了下片的另一情境。词人没有直接写朝云，而是从梅—凤—人的互喻象征意蕴，渲染了梅的红叶，凤的红喙，以此衬托出朝云的红颜。这种文体写作起来，难度较大，但词人非常自然地构成了新的意境，塑造了新的形象。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