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表美如水波纹新袄刚做成,面料绵软匀细温暖又轻盈。
晴天晨起抱它倚墙晒太阳,夜间赏雪应当不忘披在身。
袍里夹绒不干吃苦的活儿,说木棉花儿冷是徒有其名。
宴罢友人叹息声中黑夜至,稳稳躺下一觉睡到大天明。
民众大多饥寒交迫无力救,一人独享荣华没啥好心情。
心里咋就难忘农民耕种苦,好像听到饥民受冻不绝声。
啥时能有万丈之长保暖衣,与您分享护住洛阳至更多。
注释
水波文:水波纹。
鹤氅: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
毳疏:鸟兽的细毛。
农桑:农业,农事。
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尹)至832尹(太和六尹)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尹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这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尹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文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为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为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袄。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为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文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为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为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为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这。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为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为之苦,仍然想到天下为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为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