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注释
注释
田田:水草叶漂浮貌。乐府古辞《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得地:唐人口语,谓得其所。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有田有地皆吾主”,诗人在此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表面的有田有地的人都是我的主人,而有更深的意思,即:全中国广大人民都是我的主人;工人、农民将当家作主,田、地将收归国有。
接着诗人一转,剑锋指向蒋介石集团,“无法无天是为民”。反动派认为我们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没有合法地位,那么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就是你的国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就亲口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而毛主席回答道:“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引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这里的“为民”就是指国民党政府的百姓。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句,诗人概括地写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情形。重庆的国民党官僚个个都是贪官污吏,而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每一寸土地都是黄金。前者腐败没落,后者廉洁清明、欣欣向荣。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句,写了共产党同国民党所进行的斗争。人民军队“炸桥挖路”是为了团结,即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夺地争城是为了同反动派作斗争,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句,诗人告诉我们,斗争是会流血的;中国的土地哀鸿遍野,血流遍地,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最后拯救中国人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救出来。最后一句,诗人庄严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良心。
词的开头,是对临别时汉阳冬天风景的描写。“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衰草云烟发愁,乌鸦向夕阳送别,风沙在平野回旋。“愁”、“送”二字,下语工妙,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恙草与乌鸦的忧愁和惜别之情,意境凄迷,气象阔远,一下子把人带入孤独忧伤的情绪之中。正是以愁人观物,物皆着愁之色彩。这时的姜夔已是人到中年,尽管他多才多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长期过着飘泊江湖天涯羁旅的生活。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他对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生活,已有些厌倦了,然而他无法改变现状,无可奈何之情已隐约暗现。
接着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姜夔以自己的诗才,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并把侄女嫁给了他。萧德藻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称。通过萧德藻,他又结识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社会名流。作为权门清客,他有过游冶流连的生活,游荡过繁华的娱乐场所。词中追忆了这段冶游生活之后,他认为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昔日的友情:“谁念飘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他的诗曾受到杨万里的高度评论:“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凭着他的社会关系与在诗坛的盛名,他决不至于晚年家贫如洗,死后靠别人的资助来埋葬,原因就在于他不同于一般的权门清客。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纯粹的诗人。他所交结的也都是既有名望又有气节的人。据说张鉴要出钱给他捐官,又要把良田送他,他都拒绝了。杨万里称他甚似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他一生最珍视的不是高官厚俸,他是一个绝对忠于文学、忠于爱情友情的高人。所以在怀念往日壮游生活之后,不禁深深地感叹:有谁怜念我湖海飘零,只落得满腔伤感!他感到同汉阳朋友的久别重逢,小窗闲话,难能可贵。
下片的开头,是对旧游之地的追忆与深沉的感叹:“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他深深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程里,同朋友们“离多会少”。对于一个忠于友情的人,离别当然是最痛苦和难以承受的。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在汉阳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又要东下湖州了。
接着是追忆他的扬州、衡岳、洞庭等地之游。竹西:扬州城东禅智寺侧有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代指扬州。白石在《扬州慢》中也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句以代扬州。“雁碛”、“渔汀”都不是泛指大雁翔集的沙滩,和渔舟往来的洲渚,是指他曾经“游冶”过的名山胜地。他曾游衡岳、洞庭,回雁峰是南岳七女二峰之一,滨临湘水,水边滩碛相连;洞庭湖,渔舟往来不歇,因此应指他曾经游历过的衡岳、洞庭。(《昔游诗》中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又说:“芦洲雨中淡,渔网烟外归。”)他重访扬州是什么使他“珠泪盈把”。那是因为金人在1129年(建炎三年)和1161年(绍兴三女一年)大举南下之后,昔日繁华的扬州,遭到了战火的惨重破坏。他在初访扬州时写的《扬州慢》一词中说:“过春风女里,尽荠麦青青。”“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怀着爱国的黍离之悲,重访扬州,怎能不令人伤痛!对于衡岳、洞庭的壮丽风光,他在《昔游诗》这一组诗中,曾尽情地描绘和歌颂。他歌颂洞庭说:“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他描写南岳说:“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描写南岳湘滨的风光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扫积雪,万万玉花凝。”此时由于诗人老去,情怀悲凉,没有那种游乐之情了。白石论诗,主张“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主张“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这首用白描手法描写的词,所以令人读来蕴藉含蓄,余味不尽,正是由于“景中有意”的缘故。比如竹西亭吧,这是扬州胜景,然而白石重访时,却是“珠泪盈把”。衡阳的“雁碛”,洞庭的“渔汀”是多么幽雅的画面,然而诗人已觉得“老去不堪游冶”了。他在写景时,赋予自己的深情厚意,因而使人读来馀味无穷。
词的结尾也是很奇特的:“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苕溪这里,他从对昔日壮游的回忆转回到现实情境中的惜别,又跳到对将来归来的设想,反映出白石词在结构上的特色是多采用暗线结构,即打破时空局限,将回忆、现境、设想溶成一片,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意境。这种结构,正如白石所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道人诗说》)在整个下片中,他通过幽静凄清的景物描写和奇特的联想,对所吟咏的事物,赋予了动人心扉的魔力。
这首词是登高怀人之作。词中句句有韵,而且韵脚金用入声字,读来有一句一哽咽之感。
起头“愁脉脉”三个字直抒胸臆,写自己心中积郁着脉脉的愁绪。其下全为景物描写,但因有“愁脉脉”三字贯头,故此下所有的景语亦为情语。“目断江南江北”紧接“愁脉脉”而起,写自己登高望远,但无法望尽江南江北,胸中的愁绪反而越来越浓了。
“烟树重重芳信隔,小楼山几尺”写“目断”的原因。这里,词人不写山峥高大,偏用“山几尺”的夸张手法来写山之小,强调的是重重“烟树”隔断了“芳信”。从而人立“小楼”之上的凄迷无助情绪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下片首句“细草孤云斜日”,一句三折,两字一意,用最经济的语言描绘出一片凄楚迷离的景象。“细草”绵绵无际更添辽远凄迷之感。写“云”曰“孤”,见出离人的影子,“孤云”实际是离人心酸处境的象征意象。“斜日”状写太阳即将落山,这一时刻往往是鸟兽归巢而离人伤怀的时候。“一向弄晴天色”,上一句凄迷的背景上,即使天气片刻转晴,也不能使人脱离忧郁。“落花”本是伤情物,更何况是阴雨浮浮,东风无力,落花连飞舞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其中传达的悲伤之情当较平时更甚了。
这首词格韵清高,轻淡绵密,含蓄幽邃。同时由于受作者身世的影响,这首词登高怀人之外似另有寄托,如“目断江南江北”似寓托山河破碎而“东风无气力”又似乎寓有无力恢复失地之意。总之,这首词凄迷的闺情背后寄托着深深的家国之恨。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