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

　　这首词抒写了他的恓惶情绪中对时代苦闷的色彩，有一种爱国情怀包含在里面。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于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

　　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应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

　　这首诗是动中见静，用许多跳动的画面组成特写，以反衬其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

　　成双的鹭鸟振动着雪白的羽毛，飞来飞去是那样的忙；渺渺平畴涨起清波，望去是那样的遥远。诗人随手把窗帘钩起，顿时便似有无限风光扑上楼头。诗人悠闲地躺着，欣赏那一团团带雨的青云从空中飞过。这就像杜甫《江亭》诗所写：“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充分表现出一种以自然之眼观物的旷达襟怀。前两句表面上，是渲染翻飞之速和平畴之户，深一层，则显示出双鹭的安闲和田野的静谧。“钩帘百顷风烟上”句着一“上”字，便把成百顷辽阔的风光写活了。末句“卧看青云载雨过”是否另寓深意，自无法确知。但联系到作者的生平，则此诗极可能作于政治上遭受挫折期间。汪藻一向怀抱青云之志，在几经政治风波之后，仍能泰然处之。此句所表现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境界。

　　汪藻的朋友孙觌叙汪藻诗说：“兴微托远，得诗人之本意。”（《浮溪集原序》）从这句话中可知：汪藻诗的比兴和寄托是很微妙、深远的。但这两首小诗是否也有寄托，不必强作解入，但就诗里所显示的意象来看，恐不是单纯的留连光景之作，反映出一种怅惘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