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洁白的桂布好似白雪,柔软的吴绵赛过轻云。
桂布多么结实,吴绵多么松厚,做一件袍子穿,身上有余温。
早晨披着坐,直至夜晚;夜晚盖着睡,又到早晨。
谁知道在这最冷的寒冬腊月,全身竟暖得如在阳春。
半夜里忽然有一些感想,抚摸着棉袍,起身逡巡。
啊,男子汉看重的是救济天下,怎么能仅仅照顾自身!
哪里有长达万里的大袍,把四方全都覆盖,无边无垠。
个个都像我一样安稳温暖,天下再没有受寒挨冻的人。
注释
桂布:即唐代“桂管”地区(今广西一带)所产木棉织成的布,尚不普遍,十分珍贵。
吴绵:当时吴郡苏州产的丝绵,非常著名。
余温:温暖不尽的意思。
拥:抱,指披在身上。
眠:睡。
达晨:到早晨。
严冬:极冷的冬天。
支体:支同“肢”,支体即四肢与身体,意谓全身。
中夕:半夜。
逡巡:走来走去,思考忖度的样子。
兼济: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
独善:注重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安得:如何得到,期望马上得到。
万里裘:长达万里的大袍。
周:遍。
四垠:四边,即全国以内,普天之下。
稳暖:安稳和暖。
天下:全国。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此诗约作于唐宪宗元元和元年(806年),是年冬天,作者新制布裘,一时有感,写了这首诗;另一说此诗约作于元和六年(811年)至八年(813年)之间,当时作者为母守孝居渭河北岸的渭村,经常与劳动人民接近,严冬时,由自己过着舒适的生活而想到广大人民的无衣无食,产生同情而作此诗。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全诗共分三章,第一章写诗人对当权者不制止祸乱深为叹息,指出祸乱发生,有父母的人会更加忧伤。第二章写诗人看到那些不法之徒为非作歹,便坐立不安,忧伤不止。第三章写无人止谗息乱,诗人心中愤慨不平,劝告友人应自警自持,防止为谗言所伤。一方面由于环境险恶,另一方面这是一首抒情诗,所以诗中对祸乱没有加以具体叙述,而只是反映了一种不安和忧虑的心情。忽而写丧乱不止忧及父母,忽而写忧丧畏谗,忽而劝朋友警戒。透过诗句使读者看到了诗人的形象。他生当乱世,却不随波逐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对丧乱忧心忡忡。动荡的社会让他不得安宁,与“不肯念乱”的当权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爱憎分明,既担心丧乱殃及父母,也担心兄弟朋友遭谗受害,对作乱之徒充满了憎恨。
另外,比兴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也用得很有特点。每章开头四句(末章似脱两句)连用两组比兴句,这在《诗经》中很少见。首章以流水朝宗于海,飞鸟有所止息暗喻诗人的处境不如水和鸟。次章以流水浩荡、鸟飞不止写诗人忧心忡忡而坐立不安。末章以飞鸟沿丘陵高下飞翔写诗人不如飞鸟自由。诗中比兴的运用虽然大同小异,但决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各自有所侧重。不仅暗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有较明确的引发思路的作用,而且让人感到新鲜贴切,增加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忧乱畏谗的感叹和沉痛的呼喊,而这正是对“分明乱世多谗,贤臣遭祸景象”(方玉润《诗经原始》)的高度艺术概括。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宋代不设郡,但习惯仍称州为郡,故州中公署后的园圃亦称“郡圃”。韩琦晚年既老且病,连一般的公务也应付不了,只能终日闲居;这种生活,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韩琦来说,是一种难耐的折磨。而当他对着郡圃的一派暮春景色时,感物生情,这种愁情更抑制不住。因此,前半首就从这些景物着笔,但并非简单罗列,而是融合了诗人不断变化的情绪,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溶溶春水满方塘”,一个“满”字,活画出春水方生的气象。当此碧波平岸、春深如海之际,诗人本应开口一笑,愁苦俱忘。但突然之间,微风送来几缕淡淡的清香,诗人敏感地知道:这是春花正在随风飘堕。芳时难留,烟景不再,该送春了。诗人目光所对是自然界的落花,心中所思则是生命的凋谢,于是悲从中来。但妙在诗人并不将这种愁情一泻无余,而是极为含蓄,暗寓于景物描写之中:“尽日杨花飞又歇,有时林鸟见(即‘现’)还藏。”“尽日”,这是根据当时的观察作出的推论,从中隐隐可见诗人的闲愁。在用字遣词上,“又”、“还”,亦意在表现景物的不断重复,单调可厌,从而展示出诗人心境的烦闷、孤寂。
第三联由景及人,关键在一个“闲”(“静”也是闲的意思)。韩琦本来是不“闲”的,他一向在朝廷或边关任职,政事繁剧,军务倥偬;当身染重病之后,为了调养,才申请回到故乡相州任职,因为这里是内地,要“闲”得多。后来病情加重,更是终日“闲”居了。但结果,“沉疴不为闲来减”,希望落空了;不仅如此,还因为过于闲散却又不甘闲散,既有生理的痛苦,又有精神的苦闷,更觉得时间难熬。所以,“流景(即时光)知从静处长”在字面上和上句是对偶,但意义并非平列,而是递进一层,抒写他的伤感。
最后一联直抒无可奈何的春愁。古人称酒为“酒兵”,谓酒能消愁,如同兵能克敌。说“欲战”,就暗含这个比喻在内。“愁”本不可数,加以“万”字,突出愁多,“战”字则从反面衬出愁多。愁情既如是之甚,诗人想借酒一浇,无奈因病戒酒,连这也不能做到。于是,一切防守的力量尽失,只好任凭“万愁”进攻了。
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用力点破这“万愁”的由来:“三月去堂堂。”这既是实写春水满塘、春花堕地,浩荡春光正堂堂逝去;同时,它又是虚拟,比喻诗人桑榆晚景,沉疴在身,这是愁的根源,自然界春天的逝去不过是愁的触媒。诗用五个字将这两层丰富的内容融为一体,所以极有分量;唯其如此,“可堪”二字才益显沉重,情调衰飒,诗人不胜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