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岳阳城下江水浩荡,无边无际;独自登上高楼倚着栏杆眺望。
春天,两岸的绿色与洞庭湖的水色相接,傍晚的彩霞与湖水中的红凭交相辉映,仿佛红凭尽头就是长安。
两岸山中的老猿正站在树上啼声悲苦,天上的大雁要从这浩渺无边的湖上横空飞过也很是艰难。
这个地方风景壮阔美丽,只可画成画障,挂在贵富人家的厅堂里供他们欣赏。
注释
漫漫:大水无边无际的样子。
危楼:高楼。
凭:倚、靠。
梦泽:即云梦泽,古代面积极大,包括长江南北大小湖泊无数,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到唐代,一般称岳阳南边的青草湖为云梦。
图障:画幅,画幛。唐人喜画山水为屏障,张挂在厅堂上。
华堂:华丽的厅堂。
张:张挂。
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春天,四十八岁的白居易终于结束了四个年头贬谪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途经岳州(今湖南岳阳)时,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眺望那烟波浩渺、优美如画的无边春景,写下了《题岳阳楼》。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秋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秋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秋“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秋。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这首词写作者晚年以诗、酒花为乐事的闲淡生活,用语浅自而意味悠远,流露出一种闲旷的情调。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起首两句写出词人终日醉饮花前的生活。深杯酒满见得饮兴之酣畅,小圃花开点出居处之雅致。无一字及人,而人的精神风貌已隐然可见。这正是借物写人之法的妙用。“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抒情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三个“自”隔字重叠,着力突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神态,自然地带出“无拘无碍”一句。
整个上片洋溢着轻松自适的情致,行文亦畅达流转,宛若一曲悦耳的牧歌。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既敞露心怀,又避免给人以浅显平直之感。
至下片文情陡变,两个对句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所谓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几场短暂春梦杂沓无序的联缀,无论怎样的奇士贤才都终究不免归于黄泉。这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感喟,无疑含有消极的虚无意识。此词写作时代大致正忠良屈死而奸佞当道之时,“黄泉”(“红尘”)句也隐含着深深的悲愤之情。
这时,朱敦儒那种壮怀远抱已被消蚀殆尽了,字里行间仍存苦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他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不复希冀有所作为,把一切都交付给那变幻莫测的命运去主宰,自己“不须计较与安排”,只要“领取而今现在”,求得片时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
末句不啻是对上片所描述的闲逸自得生活之底蕴的概括和揭示。这句在结构上也是有力的收束。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议论感叹,有情景相生、借景达情之妙。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韵味天成的小词,语意俱佳。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