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白居易晚年辞去刑部侍郎的官职，赋闲东都，做《琴茶》一诗，表达了诗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

　　首联写自己天性开朗，旷达洒脱，与官场中的风气相悖，故寄身官场屡受排挤。

　　“抛官”即辞官，退隐之后无早朝之扰，尽可春眠；年事已高，再无为搏功名而读诗书之累，更觉逍遥自在。次联极写赋闲后的惬意之状。

　　三联起句写琴，《渌水》古琴曲，为诗人之所爱。诗人精通音律，曾有《听弹古渌水》诗云：“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漫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阳下，竟日有余清。”可知诗人提此曲是为了表明平和心境；次句写茶，“故旧”老朋友、旧相识。“蒙山”指蒙山茶，产于雅州名山县（今属四川），蒙顶山区，相传西汉年间，吴理真禅师亲手在蒙顶上清峰甘露寺植仙茶七株，饮之可成地仙。诗人举此茶，以表明自己超然的思想。

　　但诗人毕竟是标准的儒家子弟，他的辞官亦并非完全出自本心，看到唐王朝日益加剧的矛盾，各种弊端的呈现，他的忠君爱国之心无法掩饰，故此在尾联他仍表达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感叹和欲展宏图的期望。“穷通行止”，这里的“穷”指报国无路，“通”指才华得施，“行”指政见得用，“止”指壮志难酬。乐天的《江南谪居十韵》“壮志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志，俄成出水鳞。葵枝犹向日，蓬断即辞春……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均”正是这句诗的最好注释。末句表达了诗人想返回长安为国效力的愿望，但诗人至终亦未能再进西京，令人感叹。

　　这是一首写羁旅之情、思乡之念，抒归隐之志、叹身世愁苦的哀怨之词。上片叙写词人与侍妾婉君泛舟黄桥，望见一江之隔的故土，从而产生悔恨；下片伤春伤别，情意缠绵，从词意来看，词人似要与婉君作别，即婉君要离词人而去，十年相伴，其间恩恩怨怨，幽恨难消。词意含蓄委婉，哀而不怨。

　　词的上片写思乡之苦。

　　词人“偕婉君泛舟”，故以“舟”字入笔。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有“天际识归舟”的佳句。“天际”喻极远之地。泛舟黄桥与故乡一江相隔，竟有“天际”之感，可谓咫尺似天南地北，流露出有家难归的悲哀。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轻以与故园梅花约定归期而失信，道出了难言的思乡之苦。归雁悲鸣与箜篌之音相应，词人想到自己和孤雁有共同命运——“共漂泊”。“共”字写物写人，物我如一，睹物伤怀，情同悲切。漂泊异地，加之春“寒未减”，“东风又急”，天寒人心更寒，以至使人“沈腰愁削”。“问谁管”中“问”字反诘，写出其遭受冷落无人悯怜，穷愁潦倒，落魄失志的处境。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有和自已心目中的女神婉君同舟共济、泛于惊涛雪浪中，姑且共斟樽酒、消磨时光了。

　　下片由思乡之愁而生凄凉幽怨。

　　换头处的“伤别伤春”，是封建文人最易撩动的情绪。“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流光容易把人抛”（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都是。现在他更怕垂垂暮年，心情不似从前。从前他萦绕于心的是“乡程远，何时孤棹、卧听倚楼笛”的归乡之情切，现在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归期无望，怀乡之心冷却。这是正话反说，愈显示归心似箭，急不可奈。时光度若飞，“弹指十年幽恨”，连婉君也愁得满面憔悴了。萧娘在此指婉君。“今夜冷”是当时感受，是“寒未减”所致，上下阕遥相照应。“篷窗倦倚”之“倦”表现主人公的心灰意冷，怠倦疲惫、无精打采、郁郁寡欢。虽然“为月明、强起梳掠”，欣赏春江花月夜的美好景色，然而“银甲”弹奏出的却是哀怨凄清的悲秋的乐曲，使人闻声下泪，黯然神伤。

　　这首词以写心理活动为主。上片从“悔”写起，而后揭示原因，下片写“怨”“伤”“怕”“恨”，将凄凉的心境和悲哀的景物融为一体，写得悱恻哀怨，缘情之味颇浓。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苏轼的诗词，以风格豪放、气势雄浑、激情奔放、想象丰富、意境清新而著称于宋代诗坛。在这首诗中，他以清新的笔致描写了春夜里迷人的景色，写花香，写月色，写高楼里传出的幽幽细吟的歌乐声，也写富贵人家为了不让美好的时光白白过去，都在尽情地寻欢作乐，充分体现了他的卓越才华。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这两句写的是春夜美景、光阴的珍贵。春天的夜晚，是那样宝贵，因为花儿散发着醉人的清香，月亮也有朦胧的阴影之美。这两句诗构成因果关系，前句为果，后句为因。这里不仅写出了夜景的清丽幽美，景色宜人，更是在告诉人们光阴的宝贵。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这两句写的是官宦贵族阶层的人们在抓紧一切时间戏耍、玩乐、享受的情景。诗人描绘那些留连光景，在春夜轻吹低唱的人们正沉醉在良宵美景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良夜春景，更显得珍贵。

　　这首诗诗句华美而含蓄，耐人寻味。特别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常常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暂和宝贵。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