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风中一棵枝干半枯的大树,马上一个多情看树的老人。
开元年间栽种的一个弱柳,如今已是长庆二年的早春。
注释
临风:迎风;当风。《楚辞·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立马:唐朱庆余《过旧宅》诗:“荣华事歇皆如此,立马踟蹰到日斜。”
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年至741年。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所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所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人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所《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情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重修勤政楼。此诗作于重修勤政楼的第三年。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所种,至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已在百龄上下,其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怆然动怀,因作此诗。
这首五言绝句,纯由对句组成,仿佛是五律的中间两联。全诗以柳写人,借景抒情。首句以“半朽”描画树,次句以“多情”形容人,结尾两句以“开元”和“长庆二年”交代时间跨度。诗人用简括的笔触勾勒了一幅临风立马图,语短情长,意境苍茫。
东晋时桓温北征途中,见昔日手种柳树皆已十围,就曾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可见对树伤情,自古已然。难怪诗人见此老柳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树又如何呢?在诗人眼中,物情本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现在,这株临风老柳也许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吧!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我,我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不妨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堪称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斥责谗人害人祸国。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
首先,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这是十分贴切的。苍蝇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昆虫,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乱叫等习性,而这些习性与人间专找缝隙进谗言害人者如出一辙。因此用苍蝇来喻指进谗者,这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遑论此诗三章均以“营营青蝇”取喻起兴,把它四处飞舞、不停播乱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三章前两句仅以更换末一字的形式重复出现,似拙实巧,令人不由对苍蝇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樊”“棘”“榛”三字一义,其实都指篱笆而言,但每一次变化,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义反覆,而是隐含了对苍蝇见缝就叮、不弃不舍的深刻揭露。
其次,这三章诗的后两句也逐章递进,层层见意。第一章是规劝正人君子不要去听信谗言,语言直白如话,是全诗的作旨。第二章列出谗言的第一个危害,那就是搅乱四邻各国间的关系,即所谓祸国殃民。第三章指出谗言的第二个危害,那就是挑拨人际关系,使朋友知己互生嫌隙,反目成仇。而这两种祸害,全在于“谗人罔极”,即进谗者为人处世没有一定的准则,阳奉阴违有之,出尔反尔有之,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亦有之。
所以从全诗来看,它的特点既包括取喻确切传神,同时也包括对谗言的危害和根源的深刻揭示。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无信谗言”的规劝和警示显得充分有力,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讽刺、谴责的力度。
当去年夏天,李嘉祐还在哀叹自己命运多蹇,考虑要不要辞官而去的时候,一场突然而来的战事打破了平淡的生活,刘展军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过江阴大地,李嘉祐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面对战争他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判断,开始的时候甚至都分不清谁是谁非,江阴的老百姓出逃的出逃,被征兵的征兵,作为文官的李嘉祐似乎对这一切也无能为力,只能坚守江阴,等待时局的稳定。
好在战乱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战争对江阴的伤害短时间却无法恢复。上元二年春,李嘉祐去常州谒见新任常州刺史,回来的路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江村,心情应该是无比沉重的,一句“谁肯问凋残”,表达了李嘉祐对民生的关怀,也让他的诗名好了不少。
首联“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前句是直接看到的,后句说不忍看,却偏还要看,江村的残破避无可避,直击人心。
颔联是本诗的精华所在,可见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前句是视觉的感受,花色本不会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但在诗人看来,人民的悲惨境遇却通过花色反映了出来,赋予的花色别样的意味。后句是听觉的感受,虽然写的是声音,却同样赋予了鸟鸣声以感情色彩,一个寒字,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情。
颈联和尾联隐约地表达了乱后初定,诗人意图收拾残局,重新经营民生的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和彷徨。不过李嘉祐并没有机会重整江阴了,因为当年春天,他就升官去当台州刺史了。
此后,江南到大历年间,才渐渐从刘展之乱中恢复过来,《旧唐书》卷185下《萧定传》载:“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定(润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