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传此词作以《东坡乐府》为最早，惟句豆平仄，与诸家多不合，因以《稼轩长短句》为准。双调，一百十六字，前后片各十句六仄韵。大抵用入声部韵者较激壮，用上、去声部韵者较凄郁，贵能各适宜。

　　此词系梦窗晚年游览西湖有所感触的赠友之作。词人已有河山虽美，但北方外族继入侵中原后，又将挥师南渡的预感。所以其词明咏山水之美，暗中都是有所寄托的。

　　“湖上”三句，言西湖中荷花开得早，给湖区平添佳景。远望北高峰，却是云雾缭绕，黑沉沉的一派阴冷感，所以在湖中赏花实是一种非常适意的享受。此三句暗示南宋偏安之局赢得一时繁荣，而北方沦陷区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使人更觉得需要珍惜这和平的环境，不能再遭受破坏。“流水”两句，词人根据时局分析，认为南宋朝薄弱的兵力根本无法抵御强悍的蒙古骑兵的入侵，所以终将使这眼前一片茫茫湖水幻化成凄凉的城下之盟。自己就是要想置身度外，去求仙访道寻找解脱途径，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词人虽透露出有心报国，无意求仙的信念，但终因年老力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笑萝障”一句，词人再次强调，如果有可能报国效劳，他将不管前途多么艰辛，障碍有多大，还是想亲身前去出一份微力的。“雪玉”四句，然而他环顾湖上，达官贵人们却是怀拥歌妓通宵达旦的作彻夜之游，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正是“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真实写照。眼前打扮成花容月貌般的湖光山色，不知何时还它自然和平的本色。上片以比兴手法，感叹时局危急，警告世人不能再醉生梦死地生活了。

　　“著愁”三句，一“愁”字领起下片，转入哀伤老景凄凉，与年青时适成对照。此言眼前时局，虽使他双眉紧皱，愁思不尽，但他很快就自我排解，认为今朝有乐直须享，在湖上听歌女唱一支相思小曲，引起了词人诗兴大发。“红日”两句，忆当年。回忆过去，红日已是高照在栏干上，而他与爱人还同卧在鸳鸯枕上，两情恩爱，如胶如漆，也不枉为“情”字而使自己消瘦。“算谁识”一句过渡，叹自身，伤时势。此言：如今有哪一个知道我的晚景如垂杨枝般的在秋风中作垂死挣扎。这句又暗示湖上那些官僚、贵族只不过是在作亡国前的强颜欢笑，却无人自知。“不是”两句，言自己并不是与那些秦楼楚馆的歌妓们没有缘分，只是如今满头白发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地作簪花冶游之乐了。这儿又暗示词人不愿事敌的决心。“秦楼”，虎狼之秦在西北方，这里借喻蒙古。言自己虽是年老，却愿保持晚节，不愿意在今后奴颜事敌。“但殢酒”两句，实叙湖上之游。言且在这湖上借酒浇愁，任凭它东方泛白吧。结句心情转为颓伤，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意，一“愁”字缠身，毕竟难脱。“殢”，困极也。下片哀伤老景，又示不愿事敌的决心。

　　这篇文章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而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