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杜陵老头居住在杜陵,每年种了贫瘠的田地一顷多。
三月份没有雨刮着旱风,麦苗不开花不多枯黄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没熟都已经干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报告真相,急迫收租、凶暴征税以求通过考核得奖赏。
典当桑园、出卖田地来缴纳官府规定的租税,明年的衣食将怎么办?
剥去我们身上的衣服,夺掉我们口中的粮食。
虐害人伤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钩、牙齿象锯一样地吃人肉!
不知什么人报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怜悯、了解人们的困苦。
白麻纸上书写着施恩布德的诏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税。
昨天里长才到门口来,手里拿着公文张贴在乡村中。
十家缴纳的租税九家已送完,白白地受了我们君王免除租税的恩惠。
注释
薄田:贫瘠的田地。
考课:古代指考查政绩。
帛:丝织品。
粟:小米,也泛指谷类。
恻隐: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惫。
京畿:国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辖地区。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长,负责管理事务。
方:才,刚刚。
牒:文书。
蠲:除去,免除。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词为登眺之作,上片写登高所见、所闻,下片写登泰山而产生的自我渺小之感。词中,景象苍莽,境界阔大,充满着对人间伟观的赞叹,也表现了词人开阔的胸怀襟度。同时,“江山残照”之景其字面组合,及“悲啸”、“醉眼”等,也隐藏着词人的家国之痛。
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落落:清晰的样子。清眺:开阔而清晰的视野。这两句是说在泰山顶上,夕阳馀晖映照下的无限江山,苍莽辽阔,可以极目四望,尽情展开视野。在壮美的景色中,词人胸怀也因之宽广,不禁忘却了烦恼与哀痛,陶醉于大自然的造化之中。这两句写景峭拔雄健,气度恢弘,渲染了苍凉旷荡的氛围。“落落舒清眺”受杜甫《次空灵岸》诗“落落展清眺”之影响,但易“展”为“舒”,不仅是平仄格律的要求,而且突出了心情之舒畅和意境之清远。
涧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涧壑:山的沟谷。窍:孔洞。涧壑风来,山鸣应,松林也在风中怒吼悲鸣,林涛奔涌。这两句没有继续写视觉所见,而是转入对听觉形象的描写,在极短的篇幅里面,描写极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对泰山有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印象。《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这两句便是由此脱胎而出。其一从山谷中写风,一从松林问写风。风不可见,借物而知,一“号”一“啸”,极为雄壮,富于表现力。“入”字将谷中风和松问风自然完美地连在一起,动感十足。“悲”字又具有词人的主观色彩,同时开启后片的抒情。
井蛙瀚海云涛,醯鸡日远天高——《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以其高耸特立,视野开阔,历来为登临的人们所赞叹。词人登泰山而纵览,自比于井蛙见到波涛如云,醯鸡见到天高日远,大开了眼界。“井蛙”出于《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井底之蛙,由于受所处狭小环境的局限,不知道有个大海,因此也不可能去谈论大海。词中以井蛙与瀚海、云涛并列,不用动词连接,只是把几个小大悬殊的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发展了原出典的意思。“醯(xi)鸡”见《庄子·田子方》篇,写孔子求见老聃问道后,出来告诉颜回说:“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欤!微(没有)夫子(指老聃)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鸡是醋瓮中的蠛蠓(一种小虫),瓮有盖子盖着,不见天日;一旦揭去盖子(发覆),它就见到天了。词人登上泰山,也有这种感受。
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末锐,谓之秋毫。比喻事物之微细。作者为眼前的奇妙景象所陶醉,站在千峰顶上,在大自然奇景中,领悟到了人世万物如秋毫之末,都微不足道,顿时忘却了各种烦恼与哀愁。“醉”字用得极其生动传神,不仅是酒醉,泰山的壮景更使词人陶醉。而醉眼迷蒙的词人形象,也正与壮景相融。
全词短短八句,四处化用《庄子》中的语句,却不向老庄思想中讨生活,中间也并非枯燥说理,而是以形象语抒发情怀,风格清脚沉郁,显得自然而精炼。
诗首联就对,突破律诗常格,是学杜甫《登高》一类诗的痕迹。首句平平而起,感慨年华犹如逝水,笔势很坦荡。次句提出问题,指出朋友中这么多人,有谁能够建功立业图形凌烟阁呢?问得很自然,稍见有一丝不平之气透出,但不是剑拔弩张式的直露刻薄语。诗虽然用对偶,因为用的是流水对,语气直贯,既均齐又不呆板,这样作对是黄庭坚的拿手好戏。
“春风春雨”二句是名联,在对偶上又改用当句对,语句跳荡轻快。在诗意上,由上联半世交亲,几人得遂功名的感慨而联想到朋友间聚散无端,相会无期。在表现上只是具体说春天到来,满眼春雨春花,怅望江北江南,春水生波,浪花拍天。诗全用景语,无一字涉情,但自然令人感到兴象高妙,情深无边。黄庭坚诗很喜欢故作奇语,像这样清通秀丽、融情入景的语句不很多,看似自然,实际上费尽炉锤而复归于自然,代表了江西诗派熔词铸句的最高成就。
五、六句转入议论,以虚词领句,以作转折。诗说自己要解下官印,寻求人生的真谛,想来对方这样的金石交,一定会忘掉年龄的差异,共同研道。这两句得赠答诗正体,一方面表示自己对苏辙的人品仰慕,并恰到好处地进行颂扬,一方面又表明自己的心意志向。因为诗中加入了自己,便不显得空洞,不单是应酬,这样写就使被赠者觉得自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末二句又转笔,说自己与苏辙都在怀念自己的兄长,但欲归不得,空自惆怅,时光飞度,日月催人,二人都是满头白发了。黄庭坚与哥哥元明、苏辙与哥哥苏轼,兄弟间感情都很好,诗所以作双收,把共同的感情铸合在一起。诗又通过《诗经》典,写兄弟之情,与题目所说自己是和哥哥原韵相结合。这样收,含蓄不露,又具有独特性,所以方东树称赞说:“收别有情事,亲切。”
黄庭坚喜欢步韵以显露才气,同一韵,他往往赓和四五次之多。他曾经自夸说:“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入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在黄庭坚诗集中,次韵诗占了很大比例,如《戏呈孔毅夫》诗,用的是书、珠等窄韵,叠和了多首,都自然而富有变化,很见工力。但也有不少诗片面追求新巧,卖弄才气,成为后世口实。这首《次元明韵寄子由》是他叠韵诗中的佳篇,全诗四句,都用同一韵,虽是和作,但丝毫不见局促,为人称道。
其次,黄庭坚这首诗中间两联,一写景,一议论,写景时流丽绵密,议论时疏朗有致,轻重虚实,对比分明,一直被人当作律诗的样板。
这首词紧扣赏花来写,句句有花,实则句句写人,惜花亦即惜人。作者既不雕章琢句,也不刻画景物,只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抒写自己从赏花中悟出的生活哲理,立意既新,理趣尤富。全词以议论为主,但由于手法的曲折委婉,语气的跌宕起伏,读来丝毫不觉板滞。
该词上片的“正是看花天气。”开门见山,点出题意。这句略无修饰,纯用白描,看似朴拙,其实巧妙,因为看花经验,人皆有之,根据它所规定的情景,辅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在眼前描绘出一幅繁花似锦、春光宜人的美丽图画。次句由景及人:“为春一醉。”对此良辰美景,陶然一醉,诚为赏心乐事。这一句既是写看花人的感受,也从侧面进一步烘托出春景的迷人。接下去便宕开笔锋,道“醉来却不带花归。”一个“却”字,顿起波澜。“为春一醉”,即为花一醉,足见对花爱之深,迷之切; 但在留连花丛兴犹未尽之时,偏又“不带花归”。对此,作者也不禁自己笑自己:“ 诮不解看花意。”前人有云:“好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今赏花却不折花而归,作者高于俗人的爱花、惜花的一片深情,便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
下片先设一问:“此花明媚,将花谁比?”言外之意是无人可比。再进一层说:“只应花好似年年,花不似,人憔悴。”就是说花之好,是年年如此,便该让它留在枝头,年年保持如此的明媚之姿,因为花不似人之随着年光过往会渐趋憔悴。至此,因惜年华而惜春、因惜春而惜花的主意便曲折透出,上下片浑成一体,词的意味顿生。
此词借鉴了以花喻人这一传统手法而能翻出新意,先是反问:“将花谁比?”后又指出:“花不似,人憔悴。”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花朵固然有时凋谢,但年年重开;人的盛年一去,却再也不会回来。这几句句意颇类唐代诗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包含着对花开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难驻的感慨和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