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被贬商州期间。诗歌以风情的笔调写出了由于旱灾饥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的悲惨遭遇，对自己入仕十年无功受替表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全诗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全篇运用杜甫在《兵车行》等新乐府诗中成功地用过的纪事与记言相结合的手法，写得平易自然，而感情却是强烈、深沉的。在叙事抒情中都显示出了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之一的散文化手法。
在结构上全诗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前六句，写谪居期间的清寒生活和严冬难得的温暖阳光。
第二层为中间二十二句，写一家灾民三代人逃荒流浪的凄惨景况。先写自己目中所见：二老三小一大，老者满头白发，小者哭泣不止，中年男子孤独无偶，无钱无粮，仉寒憔悴。次写鳏夫所言，语语辛酸，字字悲痛，“惟愁大尔雪，僵死山谷间”，前有“妇死埋异乡”，现有“病妪”，年关岁暮，有家难归，不但有饥寒之愁，而且有生命之优。
第三层为最后十二句，诗人抒写自己的感慨，尽管诗人身处逆境，但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自己，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责任，为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人民的苦难而深感内疚，这种思想境界难得可贵。
此诗与一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诗歌不同，这首诗反映流亡民众的凄苦生活，有很强的人民性，草根性。诗中“去年关辅旱”：因为大旱导致饥荒，人民的流迁。诗中的“一夫”自述灾情：他们本是长安人，逃荒至庄稼丰熟的地方。在逃荒途中，妻子死了，埋在异乡。他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头发斑白的老翁和牛病的老如，三个哭泣的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婴儿，背在背上。他们缺粮少钱，流离失所。境况多么凄惨，情景多么难堪。不由人不为之怜悯、叹息。
诗人出身下层社会，他关心民生疾苦，在朝廷当谏官，能直言时政之弊，建议君王对人民施以仁政。他多次贬为地方小史，生活在底层，接近民众，甚至与他们同病相怜。诗中不但写了流亡者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诗人自己的窘况，他把自己也融入作品之中。诗人听了流亡者叙述后的反映是“倚户独长叹”，叹流亡者，也叹自己，令人想起屈原的“长人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长喟叹。淳化二年（991年），诗人因严于执法触怒天子，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地方小吏，地位低下，俸禄微薄。他初到商州，生活困顿。此诗由人及己，写到自己被贬谪居的窘况，由己及人，想到一般官员对老百姓的损害：“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与唐代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的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此诗平易浅近，真率自然，描写灾民的悲惨生活，抒发愧疚的心理，情感凝聚，语气沉痛，读来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