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坐着倒一鼎清凉的水,看着正在煎煮的碧色茶粉细末如尘。
手端着一碗茶无需什么理由,只是就这份情感寄予爱茶之人。
注释
泠泠:清凉。
瑟瑟:碧色。尘:研磨後的茶粉(按,唐代中国茶为粉茶,也就是日本学去的抹茶,所以用尘来形容)。
无由:不需什么理由。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此诗通过人们在玄都观看花的事,含蓄地讽刺了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新官僚。第一、二句写人们去玄都观看花的情景,展示出大道上人欢马叫、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看花回来的人们“无人不道”花的艳丽,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第三、四句表面上写玄都观里如此众多艳丽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离别长安十年后新栽的桃树长大开花了,实则是讽刺当时权贵的。此篇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闹、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