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陆游的一位门客，从蜀地带回一妓，门客将她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数日去看望她一次。客偶然因患病而暂时离去，引起了蜀妓的疑心，客作词解释，妓和韵填了这首词以作答。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蜀妓疑团虽已得释，但怨气犹在，故开端三句写道：“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这定是针对客词的内容而发的，所以故意以恼怒的口吻，嗔怪其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连用四个“说”字，是为了加强语气，再加上“动便”二字，指明他说这些花言巧语已是惯技，不可轻信。其实她此时心头怒火已熄，对其心爱之人并非真恨真怨，只不过是要用怨语气气他，以泄心头因相思疑心而产生的郁闷，而这恰恰也是对他深爱和怕真正失去他的一种曲折心理的表现。
对对方情急盟誓和申辩，这位职明灵巧、心地善良的女子终以半气半戏之笔加以责怪：“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满生教底？”脱空，是指说话不老实、弄虚作假。宋代吕本中《东莱紫微师友杂记》说：“刘器之（安世）尝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话，便是脱空。”“脱空”当是宋人俗语，她借此讽其所爱之人的殷殷的盟誓之言是念的一本扯谎经，不过是骗她而已。再补上一句“是那个满生教底？”以俏皮的口吻出之，至此，蜀妓佯嗔带笑之态活现在读者眼前了。
下阕蜀妓回过口气来，申说自己相思之苦：“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连用四个“不”字，“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与上阕四个说相对的深重，而“一味供他（为他）憔悴”，更见其痴爱。这正化用了情思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她精神上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而情意仍诚挚不变：“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功夫咒你。”连爱都来不及，那还有时间去咒你，这表现得极为真切入微！这是舍不得咒，不忍心咒呵！从这至爱的深情，可知其上阕对客的责怨。也全出于爱之过甚。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妓女，被人轻视，求偶极难。“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多少烟花女子切身痛苦的体验。而一旦得一知心人，又是多么害怕失去他。故蜀妓此时所表现的又气又恼、又爱又痴的情态是极真实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
全词感情发自肺腑，出之自然。语言通俗，文意浅白，几乎全用口语，不假雕饰，更不隐晦完全出于真情实感不但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加个性化，且使全词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张耒在《贺方回乐府序》中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蜀妓词之至妙，恰是如此。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