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前序言可知,此诗为作者梦中和苏轼诗之作。在梦中,苏轼还没有去世,二人谈笑甚欢,所以这首和诗并没有苏轼去世的悲痛之情,而是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快乐和自由。
首联以调侃的语气概写二人同遭贬谪,天各一方,无法在新年举杯对饮,这是写梦中苏黄二人见面后述说阔别之情。“天教”二字既包含着对二人遭受打击的愤懑,又显示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上天教我们分离,我们却在梦中团聚了。颔联“作云作雨手翻覆”延续“天教”之意,写政敌对二人的残酷打击;“得马失马心清凉”则进一步宣示了二人对命运的抗争——残酷的打击并不能击垮我们,我们心态平和,怡然处之。正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所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颈联以前代贪官元载为例,表达对当朝那些气焰熏天、骄奢淫逸的权贵的鄙夷不屑。“何处”与“谁家”变文同义,无处可寻;谓元载当年那么贪婪骄奢,今天又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就是当朝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也会像元载一样灰飞烟灭。尾联以占卜之龟虽受礼敬却刳肠而死与丘壑之龟曳尾涂中却自由而活对比,表示苏黄二人虽遭受打击却得到了隐居山林、吟咏山水的快乐,避免了身居要位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又焉知非福呢?照应上文“得马失马心清凉”,首尾圆合。
这是一首拗体律诗。从句式、对仗、章法来看,都是律诗的写法。但从平仄来看,却多为拗体句。如“得马失马心清凉”为三平尾句,“何处胡椒八百斛”为三仄尾句,“谁家金钗十二行”倒二拗,“三沐三舋取刳肠”倒六倒四连仄拗等。这种平仄的拗折与句法的生新及全诗桀骜不驯的精神相配合,形成瘦硬劲拔的风格。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