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诗篇起笔出人意料，前二句先写谢朓诗之优美感人，接着惋惜斯人已逝，第四句笔锋一转，点出殷公。这一曲笔使后情出现跌宕。谢胱虽没，但后继有人。李白是推崇二谢的，曾以“中间小谢又清发”自比，本诗下后又以谢灵运诗句赞友人所赠锦裘之美。此时以谢朓比友人，足见他对友人才华的看重和赏识。
从读者心理看，李白这样称许友人的才情，接下来该从这个角度生发开去。可是，“粉图珍裘五云色”再另起一头，诗人不再谈诗论后，却说起那五云裘来。这其实是切入正题。前面四句，原来是铺垫。五云裘者，五色绚烂如云，故以五云名之。以下一大段，大笔挥洒，对五云裘作具体描绘。其中亦有变化。“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后章彪炳光陆离”三句，写裘之色彩斑烂，华美无比，所以断定出自神女之手，是一件神物。这在后意上成一小顿。之后，又回到裘本身，写云裘上的美丽的图案，图案上的松花碧苔、江草江花、大海小岛、远山红霞。这宏大的画图，精微的工艺，显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而再一次判断为“几年功成夺天造”。神女所制，已是高贵无比，而以神女之巧，方几年完成，又见其构思之精巧、工艺之复杂、工程之浩大，也就衬出这五云裘之弥足珍贵。
对这样高贵的赠品，李白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之情。他没有故作姿态，矫情拒辞，而是痛痛快快地收下了它，不仅如此，还立即穿上这裘衣，以示对友人的尊敬和谢忱。李白亲切自然，豪放洒脱的形象也顿时跃然纸上。这是一件不但给自己增添风采，也给山水增辉的裘衣。要是谢灵运在世，恐怕也会惊讶不已，感叹自己的诗句被如此完美地反映在图画中。这裘上的画，正是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所写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诗意的再现。
至此，诗人已完全进入了想象的世界。穿上这件裘衣，别说一般王公贵人，就连神仙也个个自愧不如，他们远远地观赏着、感叹着，挤满了千崖万岭。美丽的裘衣刺激了他的想象，这位对神仙境界极为向往的浪漫大师的思绪正在仙国飞扬。仿佛自己已经骑上那早已放牧在青崖间供他随时驱遣的白鹿，手擎着用三岛十洲的特产紫芝仙草做成的华盖，正在天空飞驰。这该是何等的快意，何等的潇洒。传说司马相如有一件用鹔鹴鸟羽做的鹔鹴裘，十分美丽，视为至宝；王恭则用鹤羽为氅，常常乘高舆，披鹤氅裘，俨如神仙中人。但比起诗人来，恐怕他们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种自得心态中，诗人继续遐想着，他在飞升，到了高高的天界。风景这边独好。仙境瑶台雪花纷纷，漫天飞舞，这雪景不同尘世，没有严冬的肃杀，却有春天的温暖；没有砭人肌骨的酷寒，倒有沁人心脾的清香。诗人更加兴奋，他要更上一重天，去参见高居三十六天之上的玉皇大帝啦！就在这时，他偶一回头，看见那位给他带来运气的朋友却不能同行，他正羡慕地望着自己，为他们之间的突然分别而伤感。诗人自己也似乎悟出了什么……全诗就这样戛然而止。
这首酬答之作颇能代表李白个性。全诗通过吟咏五云裘强烈地抒发了主体的情感。写五云裘之美，浓墨重彩，金碧辉映，为的是突出友人的深情。而这件彩裘又与自己仙风道骨的形象相得益彰。它刺激了诗人的想象力，在着衣后的短暂时间里，诗人仿佛因这巧夺天工的神奇外衣而飘飘欲仙了。他上天入地，笑傲王侯，临虚御风，上谒玉皇，摆脱了尘世的种种羁绊和烦恼，从而奏出一曲主体的颂歌。诗中的夸张和想象贯穿始终，从他对珍裘的赞叹到披裘飞升上谒玉皇，无不如是，而这正是李白的风格特征。诗中的种种想象又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位浪漫大师的心态。李白崇尚道教，“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道教的洞天福地多是名山大川，恍如神仙境界在尘世设立的“广告牌”。所以，在李白的思维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由美丽衣衫上的山水图案联想到清静幽美的自然界，披上这样的裘衣，自己就好象置身于理想中的乐土。他平日梦萦魂牵的一些神仙境界中的道具，如白鹿、紫芝等，也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招之即来，唾手可得，于是终于飘然成仙，乐极一时。似幻似真，而一切皆出于情。一件五云裘让诗人喜悦，而友人的情谊更让人沉醉。这又恰好表明了诗人对友谊的看重。因而，诗人流露出的这激情也就格外感人。
此诗节奏明快，气韵生动，一气呵成。开头以吟谢诗发端，引出殷公，赞其才俊。接着落笔即转，切入“见赠五云裘”，由此美物产生种种联想，直至飞升而去。而最后两句忽又回首，对想象中的分别感到伤悲。本是虚写，却照应了开篇，“结穴”回归友谊，干净利落，结束全篇。此结句颇令人回味。这一回顾，看似在说他人对自己成仙的羡慕，但也流露出了诗人自身对仙界的企羡以及深知天界难以企及的潜意识。因为这毕竟是想象，是幻觉，当诗人清醒过来，面对“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现实，对于理想中的仙境，也会“矫手相思空断肠”。
“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首联自叙年将六十而又有挈家远行之举，扣诗题“发宜兴”。以垂暮之年而又携家奔波道途，生活之不安定与老境之可仿不难想见。“又”字凄然，包蕴了宋室南渡以来一系列播迁流离、羁旅行役之苦。
“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颔联出句承上，说自己客居宜兴时日之短，见生活之不安定；对句启下，说自己虽归故山，而囊空如洗，见生活之清贫与作吏之清廉。曾几一生淡泊，生活清苦。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平生取与，一断以义，三仕岭外，家无南物。”足资参证。曾几又有诗云：“我贫无一钱，不敢学农同。空余数卷书，肠腹自撑柱。”（《次陈少卿见赠韵》）故“归去玉溪无一钱”一句既是其现实生活的折射，亦是其一贯心性的写照。
颈联承“归去”，设想回到故居后的情景：“观水观山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曾几南渡后曾先后寓居上饶（今属江西）、山阴（今浙江绍兴），这里所说的“观水观山”之地，未详所指，当指山水幽胜之乡。回去之后，闲居无事，但以观山赏水为务，遇到山水佳胜之处，恐不免因此废寝忘食。这里流露了对归隐之地清绝山水的神往，也透露出对赋闲生活的怅惘之情。表面上看，作者颇为闲适，实际上是故作排遣。下句的风雨，显系代指时势。“忧愁风雨”，本来是曾几这样的爱国士大夫的夙心，但却说“听风听雨不妨眠”，似乎与己漠不相关，言外自含“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杜甫《去蜀》）一类感慨。所谓“不妨”，正是虽不应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意思。这一联语调轻松，意态闲逸，骨子里却隐含一缕无可奈何之情。
末联再回应题目并以此抒怀：“从今布袜青鞋梦，不到张公即善权。”作者以布袜青鞋为“梦”，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内心意趣。曾几作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他曾在《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其二中说：“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于此可见其言不虚。“不到张公即善权”一句既是实写宜兴之景，承接上联之意，表露了对宜兴山水的眷恋情绪；同时也是虚写，借指他处之景，暗接此联出句之意，表明以后要隐逸山野，纵情山水。
这首诗题为“发宜兴”，但除首、尾两联照应、回抱题目外，颔、颈两联却是想象归家后的情景。诗人所要抒发的，是由“发宜兴”所引起的身世之感，“纪行”并非主体，“述怀”才是中心。全诗正是围绕着述怀这个中心来进行整体构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