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