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先是抒发人生感慨，人越老，生活中乐事也越渐稀少。颔联写桥畔村头的集市风光，有桥畔莼丝担和村中小酒店。颈联则转写自然景观，选取的是最具有江南和初夏特征的风物。尾联以“郊行”应题以结束全篇。全篇无一“喜”“乐”等字眼，诗人欣喜之情却漫溢于画面之中，令人读之心醉神怡。
首联以抒发感慨的议论提起：人老了，感到生活中乐事不多。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眼下春天又完了。这两句诗，联系陆游的经历来看，不应视作叹老嗟卑的陈词。诗人有志难伸，被迫赋闲，光阴空逝，欲挽无由，当此之际，不会没有“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陆游《醉歌》）的激愤，只是这首诗没有触着这方面的话题，因而出语平和罢了。不过，“容易”和“又”二语，还是约略透出了一丝感慨之情。
中间两联就承接“春归”二字落笔，具体展示初夏时分平水道上的景象。
颔联写集市风光：桥上莼丝担，路旁小酒店。陆游生于江南，对于其味深有体会，一个“滑”字，最能表现莼菜特色。桥头是过往行人必经之路，莼丝担停在桥头，可谓善于选择地址。从“压”字可见，担中莼丝数量不少。在这桥畔村头，酒店自然是少不了的。初夏时，豌豆、黄豆相继粒绽。江南村俗，带荚水煮，用以佐酒。村店中常可以见到用粗瓷碟子堆起几盘以招徕顾客。二句颇能表现时令特点与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
颈联转而写初夏自然风光：傍水林中，随风传来声声莺语。市上人家的园内，碧草如烟，蝴蝶翻飞。不说“莺语”、“蝶飞”，而说“莺语语”、“蝶飞飞”，动词叠用，情景热闹，读来更有亲切之感，表现了诗人的愉悦心情。时当初夏，郊行稍久，即感暑气侵人。于是诗人便取出单衣，在梧桐阴下站立片刻，换下了夹衣。“小立桐阴换夹衣”，是这首诗中最动人之句。诗人描绘了这一生活琐事，而换衣之处是历来以喻清节的梧桐之阴，则更增添了几分雅致。
此词以一个看似平凡的少女荡舟遇雨、娇不胜寒的故事，喻写了一幕爱情的悲剧，同时也寄托了一个不谙世故者生活坎坷、遭遇不幸的身世感慨。全词意味深蕴，含蓄婉转，手法新颖，别具一格。
开篇两句起笔不凡，想像奇特。女主人公感到离江边路太远了，遂移家近溪头，以便涉江采芙蓉，而且溪水流入江中，也将会流到所思之处吧！慰情聊胜于无，两句堪称“痴绝”之语。三、四句又起波澜，她摇荡着木兰船去采芙蓉，却不知不觉误入了双鸳浦。“木兰舟”，以香木制成的船只，泛指佳美的小船。芙蓉，即指荷花。她荡舟缘溪而去，可是却来到触动她孤独情怀之地“双鸳浦”——鸳鸯成双作对的水边。这里妙一“误”字，竟因“双鸳”这样美好的字眼引起她的不快，正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过片二句借写泛舟时遇雨，语意双关，表达了女子被弃时复杂的感情。“无端”，有料想不到之意。那象浮云般轻薄的男子，竟然毫无理由地玩弄女子的感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却只能暗暗地忍受着无穷的痛苦。那几乎是绝望的哀伤、绵绵的遗恨，紧揪着人们的心。“云”、“雨”之喻，本指男女间的欢合，而本词中，却显得如此凄冷悲凉。这里用谴责、痛悔、爱怜几层含意，深刻地写出被弃女子的心理。末两句承“帘纤雨”，意谓她那单薄的衣裳怎抵挡寒风冷雨？只好向荷花诉说自己的幽恨。“翠袖”句，写女子“不胜”风雨之寒，既点出她的软弱无依的可悲处境，也暗示她的清操独守。然而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消除的，无人倾诉，只能悄悄地共荷花相语。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