鬓发已白的夫妇，活泼天真的孩子；似雪的梨花，朦胧的柳树；还有荆门上的犬吠，茅茨上的燕语，一幅天然的没有任何雕饰的美丽画卷：人与人和谐，物与物相融，各安其位，自然和谐。更有意思的是那桑柘树上荡着秋千的孩子，梳着发髻，插着花枝，闲适、快乐，却被我这路人吸引，她好奇的顾盼，眸子里的疑问，只因我在摇头晃脑地吟诗。江山一片秀，温暖在心头。这是作者眼中的美，不仅美在景，更是美在一片和谐的人间之情。作者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和一片生机盎然的农家生活情趣。
这支曲子所写景象喜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烈的平民意识。此曲抒写作者于清明前的寒食节在新野道中看到的农村初春景象。开头三句是写农村的自然风光。接着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悠闲生活。“桑拓”两句是写农村孩子们的快乐生活。最后三句是写作者看到这些迷人的景象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转眄移时”，在马上不住吟诗称颂。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笔“林花”，但不是重点，重点却是“谢了春红，太匆匆”：林花凋谢，遍地落红。花开花落几时许？春去太匆匆。无奈啊，娇艳的花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朝来的寒雨晚来凄风？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春红”是最美好的物品，“红”最美丽的颜色。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间竟自“谢了”，而且是“太匆匆”，多么令人惋惜感叹！以“春红”二字代花，乃至极美好可爱之花，既是修饰，更是艺术；随手拈来，直写事物，乃天巧人工之笔。作者以花比喻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美好生命），这就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谢了”二字中所表现的惋惜感叹之情本已十分强烈，然犹嫌言不尽意，复又于其后加上“太匆匆”三字着力形容，使惋惜感叹之情更加突出。一个“太”字，责怨甚也。在后主看来，好端端的一个“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之匆匆衰败，顷刻灭亡，不正象林花之突然凋谢吗？这林花的形象中，深深寄托着失家亡国的悲伤。短短的六个字中，包容着极深广的内容。这便是所谓取一于万而涵盖万有。杜甫《曲江》“风飘万点正愁人”，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表现的都是对有情之生命面临衰败之际的哀惋感叹之情，但都没有后主这句的感情深厚。此处的“春红”二字己远为下片的“胭脂”作根，相互照应。时序推迁，林花凋谢，这本是有情之生命的必然，“春红”自然衰谢，虽是可惜，尚可开解，如今却“太匆匆”地遭到“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风刀霜剑”的不断摧残，于是寄予了愤慨的责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后主的这句词描写的情景十分相似。“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道出了林花匆匆凋谢的原因；“朝”与“晚”、“雨”与“风”的对举，极尽朝风暮雨摧残施虐的无可抗争之悲绪；也抒发出了（对“物”、“我”一体的）哀叹！“无奈”二字进一步表显出人们无力回天任风雨，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能为力的怨恨愤慨了。
下片写惜春、恋春、恋春红，叹不能再复重。人生长恨有如水长东。“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风雨后满地的落红，像是美人脸上和着胭脂流淌的眼泪；见花泪，人心碎，悲伤凄惜心迷醉；相问何时能重会？叹，人生从来遗憾多，恰似长江东逝水！面对美好事物之殒落，而又爱莫能助，其情该是何等痛苦难堪。所以接着便由写花的零落，转到写人思想感情之痛苦。“胭脂泪”是说飘落遍地的红花，被夹着晚风吹来的寒雨打湿，犹如美人伤心之极而合着胭脂滴下的血泪。“胭脂泪”三字是用拟人手法由花转入写人的交接点。胭脂，是林花着雨的鲜艳颜色，它指代的是美好的花，象喻的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事物。泪，就花而言，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雨”；就人而言，是“感时花溅泪”的“泪”。花之雨滴犹人之泪点，人之泪点犹花之雨滴。雨泪交流，物我同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雨，何者为泪，其状物抒情真是传神入妙。词人赋予“谢了春红”的“林花”以“泪”，就使其人格化了，这“泪”既是“林花”哀伤自己匆匆凋谢的眼泪，也是词人自己的惜红伤春之泪，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词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是词人有感于昔日的帝王生活，在那“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袭击下，——在宋兵的刀枪威逼下，过早的被断送，因而流下伤心之泪。这“胭脂泪”就是“以血书着”！“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这是援于杜甫“林花着雨胭脂湿”的名句。以“泪”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使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相留醉”三字，含蓄蕴藉，情意婉转。不仅是写人与花互相留恋到了如痴如醉的情境；更是写见林花遭风雨的无情摧残、匆匆掉落惨景后的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的情状。“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归去，人将亡；正如后主的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泪”字神奇，“醉”亦神奇。此醉，非陶醉之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几时重？”落花有意，然而风雨无情，美景难再。“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此恨绵绵无绝期！”过片三字的三叠句，前二句换仄韵，后一句归原韵，紧接一个九字的长句，有韵律，节奏感强，别有风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啊，“人生长恨”之绵绵无期，犹如那滔滔滚滚东流的江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东”字与前面的红、匆、风、重等字谐韵，字韵响亮，节奏感强，在句式结构上，它与上片末句同为连贯的二四三式的九字长句，它的感情凝重而又一以贯之，犹如突然决堤的汹涌奔流的江水，这是词人肺腑中倾泻而出的感情激流，这是词人深深的哀叹！上片的“朝来”、“晚来”与下片的“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