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蒋春霖对春天、尤其对残春似乎有着特殊的感触，这首《浪淘沙》，至少从表面上仍是伤春之作。
上阕写出了一幅不常见的暮春景色，前三句措词都相当考究，显然是经过精心的锤炼。“云气压虚阑”，“虚阑”，指较为稀疏的栏杆。“云气”原是无形飘浮之物，而今天，它却沉重地压在作者身处的楼头栏杆之上，压得人心情郁闷。“青失遥山”，因云气迷濛，远山失去了青翠之色；自然，作者的心情，也变得若有所失了。“雨丝风絮一番番”，雨如密丝，风如团絮，只管一次次光顾、一回回带来凉寒，这更是令人不快。
何况此时“上巳（三月上旬的巳日）清明都过了”，原该是暮春三月的烟景时光。可有了上面这么多的不常见、不正常之景，该有的也没了，“只是春寒”，有的只是不该有的无限春寒。
换头仍写春末之景，却从春初提起。“花发已无端，何况花残？”“无端”，犹言无奈。春来花开，本是高兴之事，为何作者当初便觉得无奈呢？这看似奇怪，实不奇怪。作者是一深心之人，亦是一伤心之人，看到花开，便想到花落，见花之正艳，便想到它的凋谢而预为之悲。花发时节犹无奈，到了果然花残花落之际，则作者之伤怀如何，就不必再说了。然而，“飞来胡蝶又成团”，那些无知无识的蝴蝶，全不知花有盛衰之分，面对残花败朵，还以为春光依旧。它们不是一片片地飞舞，却闹嚷嚷地挤成一团，围着残花欣欣然、喜洋洋，似乎在享用什么盛餐。非但如此，它们今日一团、明日又是一团，“飞来”个不休，着实令人生厌。
春光将尽而无为之哀惋者，这令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作者，实在不忍复睹。“明日朱楼人睡起，莫卷帘看，”“朱楼人”，作者自谓也。既然看了伤心，又无力回天，那明天就是一觉睡起，也还是躲在小楼中的好，不用卷起帘子再看了。对惨酷的现实作回避，是消极的，可不回避，又怎生是好呢？一结悲咽之至。
谭献《箧中词》云：“郑湛侯为予言：“此词本事，盖感兵事之连结、人才之惰窳而作。””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从本词来看，上片写春寒，下片写花残，虽同是暮春之景，却似有不连属之感。但若采用谭献的说法，则一切都豁然了。那“只是春寒”，不就是兵祸不解的象征吗？那蝴蝶的恋恋于残花，不正像当时的文武百官积习不改、不思振作吗？至于那可哀的残花，更可视之为衰败的国运的缩影了。由此亦可知，蒋春霖也是关心国事的词人，而非徒知写怨说愁之辈，虽然他用以忧时忧国的手段，仍是他惯用的惜花惜春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