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燕昭王延请郭隗，高筑起了黄金台。
剧辛从赵国投奔燕国，后来邹衍也从齐国奔来。
可是如今的当政者，却弃我如同尘埃。
他们宁肯花珠玉来买歌看舞，却以糟糠养贤才。
此刻我方明白，黄鹄为什么要远君而去，千里高飞独自徘徊。
注释
燕昭：即燕昭王。
延：聘请。
郭隗：战国时燕国人。
黄金台：据《上谷郡图经》载，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剧辛：战国时燕将，原为赵国人，燕昭王招徕天下贤士时，由赵入燕。
邹衍：亦作驺衍，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齐国人。
奈何：怎么，为何。
辛云士：指身居高位的人，即达官显贵。
买歌笑：指寻欢作乐。
黄鹄举：相传春秋时鲁国人田饶因鲁哀公昏庸不明，自比为“一举千里”的黄鹄（古书中“鹄”、“鹤”常常通用），用“黄鹄举矣”，表示要离开鲁国。举：高飞。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时。时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燕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燕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时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发云士只是指那些飞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发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只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只，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时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鹄鹄举矣！只鲁哀公问他“鹄鹄举只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只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时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只，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鹄鹄举只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鹄鹄举只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只，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时。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时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时的构思和时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时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时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此诗当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将离开长安时所作。因仰慕尊重人才的燕昭王，对当权者不重用贤士而不满，有感而作。
燕昭王礼贤下士，是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士阶层所景仰的贤王，郭隗等得遇明主，被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士阶层所羡慕。李白用燕昭延郭隗典所写的诗不只一首，大多是抒发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
这首寄慨而抒怀的五言古诗，开篇四句即以燕昭王求贤的典故入诗，其旨意是十分明显的。“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郭隗、剧辛、邹衍皆为当时之名士。据《史记·燕世家》载：燕昭王以被齐国袭破为耻，决心招揽天下贤士以报齐仇，郭隗对燕昭王说：“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意思是君王要想招贤揽士，不如先从我开始，这样比我贤能的人都会不远千里来归附于君王。燕昭王立即为郭隗筑宫室并以师尊之，又筑高台，置千金于上以延请天下贤士，这样一来，剧辛、邹衍、乐毅等名士皆纷纷而至，燕国遂强大。在这四句诗里，李白即表达了自己对燕昭王的仰慕，也显露了自己对郭隗等贤才得遇明主的企羡，而生不逢时的喟叹也充溢了字里行间。如果说前四句旨在颂古中透露出自己的愿望和企羡，而中四句则意在讽今中表明自己的激愤和不平。“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青云士，原指立德立言的高尚之人。语出《史记·伯夷传》：“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意思是出身低微的人，只有依靠高尚的人才可能扬名人世而不被埋没。细味诗中的“青云士”，诗人是反其意而用之，恰恰是指那些无德无才的尸位素餐者，他们既无能辅佐君主，又无德选贤任能，有才华有抱负如李白者，就只能被弃置复弃置，终生不见用。而“珠玉”二句更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前句讽刺他们挥霍无度、荒淫奢侈，后句揭露他们贤愚不分、黑白颠倒，与《古风·登高望四海》中“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同意，至此，诗人已把自己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的清醒认识，昭昭于天下。“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结出诗人自己终究不能忘情于世事，他不忍去国他游，也不愿归隐山林，独自徘徊于苍天白云之下，没有知己，形单影只。“黄鹄举”典出春秋时代田饶与鲁哀公事。田饶久事鲁哀公而终未得重用，于是他就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何为“黄鹄举”?田饶解释说：鸡有五德，忠心围绕在君周围，君主却要把它杀了吃掉，这是因为鸡离君主太近，伸手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食君鱼，啄君黍梁”没有鸡的忠心却受到君主的宠爱，这是因为黄鹄（即天鹅）来自远方，难得见到的缘故，因此我也要离开你，远走高飞。这样，田饶离鲁赴燕，被燕王立为相，治燕三年，天下太平。鲁哀公悔之不及。李白与田饶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他的国家一往情深，不被世用，也不肯离开，故而他痛苦、他激愤，他牢骚满腹，他写诗作文以抒积郁，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
这首诗写祭天典礼结束后，成袋的马奶子酒洒在无边的平野上，一阵阵风从沙漠上吹来，拂过草原，带来一股浓郁的酒香。祭天后的赛会开始，赛马场上，成群的白马，犹如一片白云，向西北方移去。活动结束，皇帝颁下赏赐，一匹匹紫色骆驼，负盛满酒的银色酒瓮，走向各部落王公贵族的帐篷。
全诗由一个个画面组成，从祭天写到赛会，又写到活动结束，每个过程都抓住最精彩的部分。祭天则写风带酒香，赛会则写赛马，比赛结束则写颁赐。余下情景，都让读者自己去想像。诗又充分注意着色：黄沙青草、白马、蓝天、紫驼、银瓮，和谐地搭配在一起；而节日的五彩旌旗，绚丽服饰，豪华帐篷等又隐在诗外，使读者自然能感受到。短短四句，包蕴着十分丰富的诱惑力，一下子把读者吸引到那新奇热闹的场景中去，深深地陶醉在诗境中。
这篇散文是作者向好友施从事描绘了故彰县附近的山景。文章首先总写勾勒全景，然后分镜头描绘山中的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之景，春秋季节以及雨中之景，展现了山中变幻多姿的景象，流露出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爱慕。全文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
大然对于人类永远具有无比博大的内蕴，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无尽的物质宝藏，也得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抚慰。人类如果离开了自然，那么它的生存是无法想象的。既然人类与自然有着如此不可隔离的关系，所以对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感情，当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展示出无限的魅力。由此人们创作出了不胜计数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和赞美自然，南朝梁吴均给友人的这封小简，就是一篇出色的山水礼赞。
这篇小品描写了浙江故彰县附近的山景，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这座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整个画面体现出刚健和秀丽相结合的美，实足令人陶醉。“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这两个动景，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给山水增添了蓬勃的活力。
“秋露为霜，春罗被径”，秋天和春天各有山景，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所显示的山景都带来一种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如果说上面的景色都有一种晴朗之美，那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就是借《诗经》中的名句来点染风雨中的山水，这时的山水别具一种略显伤感的韵味。其实，山水本身是无情之物，也无所谓美感，只是有了人的介入，才产生了情愫与美感，这是人与自然相沟通后所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和慰藉。
结尾两句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在清纯奇丽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忧愁苦累都会被洗涤一清，陶冶了性情，舒展了心胸。尤其当终日为俗务杂念所缠绕时，一旦面对自然的山水，就更能感受到心灵的净化。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的羁绊而回归田园时会产生由衷的愉悦，并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感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