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画面优美、引人入胜的小诗。它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座幽静无人的园林，在蒙蒙丝雨的笼罩下，有露出水面的菱叶、铺满池中的浮萍，有穿叶弄花的鸣莺、花枝离披的蔷薇，还有双双相对的浴水鸳鸯。诗人把这些生机盎然、杂呈眼底的景物，加以剪裁，组合成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清幽而妍丽的画图。诗的首句“菱透浮萍绿锦池”和末句“鸳鸯相对浴红衣”，描画的都是池面景，点明题中的“后池”。次句“夏莺千啭弄蔷薇”，描画的是岸边景。这是池面景的陪衬，而从这幅池塘夏色图的布局来看，又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第三句“尽日无人看微雨”，虽然淡淡写来，却是极为关键的一句，它为整幅画染上一层幽寂、迷朦的色彩。句中的“看”字，则暗暗托出观景之人。四句诗安排得错落有致，而又融会为一个整体，具有悦目赏心的美感。
这首诗之使人产生美感，还因为它的设色多彩而又协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摛表五色，贵在时见”，并举“《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为例。这首绝句在色彩的点染上，交错使用了明笔与暗笔。“绿锦池”、“浴红衣”，明点绿、红两色：“菱”、“浮萍”、“莺”、“蔷薇”，则通过物体暗示绿、黄两色。出水的菱叶和水面的浮萍都是翠绿色，夏莺的羽毛是嫩黄色，而初夏开放的蔷薇花也多半是黄色。就整个画面的配色来看，第一句在池面重叠覆盖上菱叶和浮萍，好似织成了一片绿锦。第二句则为这片绿锦绣上了黄鸟、黄花。不过，这样的色彩配合也许素净有余而明艳不足，因此，诗的末句特以鸳鸯的红衣为画面增添光泽，从而使画面更为醒目。
这首诗还运用了以动表静、以声响显示幽寂的手法。它所要表现的本是一个极其静寂的环境，但诗中不仅有禽鸟浴水、弄花的动景，而且还让蔷薇丛中传出一片莺声。这样写，并没有破坏环境的静寂，反而显得更静寂。这是因为，动与静、声与寂，看似相反，其实相成。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句，正道破了这一奥秘。
这首诗通篇写景，但并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诗，景中自有人在，自有情在。三、四两句是全篇关目。第三句不仅展示一个“尽日无人”的环境，而且隐然还有一位尽日看雨之人，其百无聊赖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句中说“看微雨”，其实，丝雨纷纷，无可寓目，可寓目的应是菱叶、浮萍、池水、鸣莺、蔷薇。而其人最后心目所注却是池面鸳鸯的相对戏水。这对鸳鸯更映衬出看雨人的孤独必然使他见景生情，生发许多联想、遐想。可与这首诗参读的有焦循《秋江曲》：“早看鸳鸯飞，暮看鸳鸯宿。鸳鸯有时飞，鸳鸯有时宿。”两诗妙处都在不道破注视鸳鸯的人此时所想何事，所怀何情，而篇外之意却不言自见。对照两诗，杜牧的这首诗可能更空灵含蓄，更有若即若离之妙。
上片两句：“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对偶互文，说万里、千林，都在飞霜中枝零叶落，总写秋天大地；“寒艳不招春妒”，收缩到红叶，红叶是寒天中唯一的浓艳之色，它与春风、春花不同时，不可能为它们所妒。三句直从秋天写到红叶，似乎专在咏物；但秋风横扫万里，其实是亡国后江山、士林备受摧残的写照。红叶可以象征遗民，“春”又是在新朝的富贵场中得意的人物的象征，寄托又极分明。这三句，已正面把红叶说尽。下面又从侧面再作生发。“枫落吴江冷”，是唐人崔信明的断句，枫叶经秋变红，故用这一典故，接以“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独客”表面指崔，实际是自指；“又吟愁句”，流露主观感情，由咏物到写人。物、人交错、化合，目的是求若即若离，主客融成一气，不为咏物而咏物。这里是用这种手法，但脉络转接分明：“枫”承“寒艳”；“吴江”二字又引出“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两句。“归路”中停船于“流水孤村”之旁，正可挨村傍树；而在“斜阳”映照中远看似春花围绕的，又非红叶莫属。这是借描写停舟之景以烘托红叶。“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用唐代宫女红叶题诗故事以写眼前红叶，是熟典活用：不正面承说御沟流红，有关双方获得美满姻缘的事，而说“荒沟”内一片凄凉景象，红叶不载情去，却载愁去。不再是写宫女故事，而是自写当时情境；但典故的影子仍在，红叶的影子仍在。一经活用，就化熟为生，化板为活。“载情”句的“情”，是原故事中男女间之情，但句中“载愁”的“愁”，却是词人自己的国亡家破、飘零失路之愁。句中“载情”是宾，“载愁”是主。意谓若欲题于红叶，托荒沟流水载去的，亦只有无限深愁而已。“载情不去”，为“不载情去”的倒文。从主观方面说，是今已无“情”可供托载，表现出来却成为问沟水为何不与我载情去而载愁去，愈婉转，愈沉痛。
上片从红叶写到人，下片则从人写到红叶。“长安谁问倦旅”，以一疑问句领起写人。“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又用自己烘托红叶。上句用郑谷《乖慵》诗“愁颜酒借红”，藏“红”字；加上“羞见”、“飘零”，以增曲折哀叹之意，便切遗民身世。“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又承上句“飘零”一词的双关，转到写红叶，脉络亦分明；指出秋叶虽红，终不是花，终不会为只爱春花的常人所赏，不能载人《花谱》。“洛阳”、“新妆”，皆暗指牡丹：牡丹为洛阳名花；不入《花谱》，即是不挂新朝朝籍、不得富贵的隐喻。“谩倚”是对“新妆”的唾弃，即是勉励红叶不要去羡慕、效法春花，也即是隐喻遗民们不要去羡慕、效法新贵。红叶既不能追随春花，它受秋天“回风”的吹送，也只能在酒人的樽前“起舞”最为合适，因为酒人的“醉貌”可与红叶的颜色互相映照，酒人的身世也可能就同于红叶的遭际。“尽化作、断霞千缕”，写风中落叶众多，一经“起舞”，艳红的颜色就可化为千缕断霞，红叶的这一光彩，也即是遗民们的丹心碧血，他们哀思故国的返照回光，他们忍受风霜、保持坚贞气节的光辉节概。红霞成为“断霞”，可知无法回天，也即无力复国。那么，“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只好牢记江南听雨、夏木阴阴的季节，也即只好牢记南宋亡国前尚存半壁河山的偏安时期。着一“暗”字，则当时已入衰残之境，呼应“断”字，使结语呜咽缠绵。自“谩倚”以下，句句写红叶，又句句比遗民。
全词围绕红叶，扣紧题目，不避犯“正位”；但人、物关合，义兼比兴，写得不粘不脱，凄惋沉痛，感染力强。
陈子龙的诗风，前后差异极大。早期作品辞采浓郁华丽，尤好拟古乐府。后期由于受国家局势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多感伤时世之作，风格沉郁顿挫，直抒孤愤，沉雄豪放，悲壮苍凉。《秋日杂感》即为其晚期诗风的代表。
作者创作《秋日杂感十首》时，苏、松已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吴中进士吴昜起兵抗清，江南各地军民奋勇抗击者亦不在少数。然先后皆为清兵所败。当此形势危难之时，陈子龙也有途穷之感，曾着僧服，改名易姓，辗转吴中，待时抗清。诗人的悲愤情感和爱国情操，在此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两句描写亡国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本就为一个万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节，更兼作者此时面对着满日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无怪于其内心之愤是行吟坐啸了，一个“独”字，可有两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叹自己身世孤独，一是抗清斗争处于最严峻时期，随着遍地烽火被清军一一扑灭，诗人胸中流涌的难觅同道之独。海雾江云，暮色茫茫，更引发了他的万千悲愤。这种悲愤与陈子龙的身世经历切切相关，诗人本为晚明遗老，又曾在南明政权下供职，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王朝疾声呼吁，东奔西走。耗费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头来世事恍惚如南柯一梦，不能不令诗人痛心疾首。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继续抒发诗人亡国之痛。此联用了两处典故。“不信”一句，《文选》张衡《西京赋》及注：“秦穆公梦朝天帝，帝醉，以鹑首之地（今湖北襄阳、安陆一带）赐秦。时有谣云：‘天帝醉，秦暴金误殒石坠’。”李商隐《咸阳》诗亦有：“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乱。“最怜”一句，典出于仲长统《述志》诗：“寄愁天上，埋忧地下。”陈子龙在此是反用其意。说自己不相信苍天会长久昏醉而让清人一统中国。坚信上天终有清醒之时，明室江山定有复兴之日。最可怜的是大片江山已沦入敌手，没有一个地方可埋葬自己的忧愁。这两句在首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题，在因清秋、日暮而兴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现实性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斗争性和针对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描写了明室臣民的悲惨境况。清兵南下，铁蹄所至，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多少无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乐府《十五从军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写民间在清兵蹂躏后满目凄凉，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寂寂”句则是借秦亡后东陵侯邵平沦为庶人在长安城外靠种瓜为生的故事概括众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结局。此联作者从下层黎庶写及上层达贵，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所造成的灾难。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则如一声沉重的叹息，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助的心境。五湖即太湖。听说清兵已饮马五湖，尽略其地，自己欲与渔夫为伍，驾一叶扁舟浪迹水乡；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诗中要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诗中一明显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与诗意浑化无迹。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
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