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真可笑呀,真可笑。
君不见曲如钩吗,古人知此可以封公侯。
君不见钩如弦吗,古人知此可要死道边。
张仪之所以愿鼓三寸不烂之舌,苏秦之所以不愿种洛阳负郭二顷田,皆是此由之故也。
真可笑呀,真可笑。
君不见沧浪老人唱一曲吗,“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可怜的屈大夫,连自己保身都无术,却虚作《离骚》教人读。
真可笑呀,真可笑。
赵国有个豫让,楚国有个屈平,卖身却只买得千载虚名。
许由洗耳又有什么用?伯夷和叔齐饿死也至无所成。
君爱身后之名,我爱眼前之酒。
饮酒眼前即能享乐,虚名身后又在何处?
男儿穷通当有时,今日之不遇,并非将来也没有时机。如今我曲腰向君,君却不明白这个道理。
猛虎向来不食案上之死肉,洪炉也不铸囊中锥一类的小玩意儿。
真可笑呀,真可笑。
宁武子和朱买臣,当年也是叩着牛角唱歌,背着柴薪诵书。
这些一时遭困顿的贤土若今日逢君,君却看不出来,岂不令人佯狂而傲世哉!
注释
“张仪”句:张仪,战国时纵横家,魏国人。游说入秦,首创连横,先后任秦相、魏相。《史记·张仪列传》:张仪通楚,“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观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汉书·蒯通传》:“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颜师古注:“掉,摇也。”
“苏秦”句:苏秦,战国时纵横家,洛阳人。倡六国合纵抗秦。《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二顷田,全唐诗本作一顷田。误。
“沧浪”二句:《楚辞·渔父》:“渔夫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赵有”句:豫让,春秋战国间人。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悦,去而投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为饮器。豫遁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欲刺襄子未果。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变容,又吞炭哑音,一再谋刺襄子,均不果。后被兵包围,请求襄子衣而击之,呼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屈平,即屈原。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洗耳: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许由》:“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夷齐:伯夷、叔齐二人。《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猛虎”句:猛虎,含有苛政之意。看,观察,注意。机上肉,机同几,全唐诗本作几上肉。指案板上的肉。比喻任人宰割者。
洪炉:指天地。《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
铸:熔炼金属以成器。
囊中锥:比喻有才能而未展露的人。
朱买臣:汉武帝时人,官至会稽太守。
叩角:指击牛角。
背负薪:《乐府诗集》作皆负薪。
佯狂:《史记·殷本纪》:“箕子惧,乃佯狂为奴。”佯狂即装疯。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了笑矣乎”死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了直如弦,死道边”、了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故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了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故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了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了避世隐身” 、了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故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了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奚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了以皓皓之自,故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了荛尔故笑,鼓枻故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了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了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了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许、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了身后名”,深入展死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了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许,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故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了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许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故饿死,被孔子称为了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了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了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了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了身后虚名”则不是。了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了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了虚”一了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了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了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了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故歌唱,桓公闻故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故嘲讽那些被了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至德二载(757),李白五十七岁。正月,永王军次寻阳,李白下山人幕。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言志抒怀,旨在思抒奇计以济时艰。二月,皇室内讧,兄弟交兵。永王兵败丹阳,李白于乱军中仓皇逃亡,旋陷寻阳狱中。有鸣冤求援之作多首。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前四句写早行所感。起早赶路,诗人没有明说早到什么时候,他只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无力地垂着马鞭,而让马自己自由地前进;走过了数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未听见鸡鸣。“林下带残梦”使人意会到诗人是由梦乡中被唤起来上路的。以致出发以后,依然梦思缕缕,睡意绵绵,足见其赶路之早。“叶飞时忽惊”,是对上一句诗的承接和申述,进一步强调出“早行”来。“林下”和“叶飞”互文,只有在林下路过,才会被落叶所惊醒。这就把行旅者早行时的情景,十分真切地描摹了出来。
第五、六句是诗人通过自己身处的环境来写早行。“霜凝孤鹤迥,月晓远山横”正反映出晚唐时期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诗人早行时的心理状态。此刻天时尚早,天宇大地还笼罩于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这种情景,对于一个野旅行役者来说,是会产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的。前路漫漫,思绪纷乱,各种各样的操心也就油然而生。“孤鹤”与其说是真实之景,还不如说是作者的自况。诗人的心绪不宁、心神不定,不言而喻。因此,这两句诗明显地表达出诗人早行时的那种特有的悲怆、孤度寂莫的心理感受。至此,早行时的凄清气氛、早行者的孤苦情绪,情景交融地表现了出来。
后两句写作者和僮仆的交流和行为。“僮仆休辞险”,当僮仆抱怨路途艰险,漫漫无际的时候,作者回答说“时平路复平”,当然,此“平”非彼“平”,作者结尾用这种与僮仆之间近乎玩笑般的对话作结,也正反映出了自己对于时局的忧虑和担忧。作为晚唐的一位诗人,杜牧对于晚唐的时局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和关切,他的许多诗歌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