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是李白的一组纪游诗。它由三首五言绝句 组成。三首均可独立成章,其中第三首,更是具有独特构思的抒情绝唱。
第一首:“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借用阮咸与叔父阮籍的典故,暗寓李白与族叔李晔共为竹林之宴饮,同为仕途不通的同怜人,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作李晔。“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讲述李白欲借酒消愁,排遣心中的愁绪。
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描绘出一幅酒船管弦齐奏、皓月浮光静影沉璧、白鸥盘旋飞翔的湖上美景图。四句诗句前后片浑然一体,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诗意意境开阔,动静虚实,相映成趣。
第三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铲去挡住湘水一泻千里直奔长江大海的君山,就好像李白想铲去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碍。“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曲折的流露,流露出他也希望象洞庭湖的秋天一样,用洞庭湖水似的无穷尽的酒来尽情一醉,借以冲去积压在心头的愁闷。
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表面上似乎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诗人壮志未酬的千古愁、万古愤。酒和诗都是诗人借以抒愤懑、豁胸襟的手段。诗人运用独特的想像,不假安排,自然拈出“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句设喻巧妙,令人回味。只有处在这种心情下的李白,才能产生这样奇特的想象;也只有这样奇特的想象,才能充分表达此时此际李白的心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今日与我家贤侍郎共为竹林之宴饮,就像阮咸与叔父阮籍一样。
酒过三杯,请容许我酒醉之后高迈不羁之态。
船上齐唱行船之歌,我们乘着月色自湖心泛舟而归。
湖面上白鸥悠闲不远飞,倒是争相在我们酒筵的上方盘旋飞翔。
把君山削去该有多好,可让洞庭湖水平铺开去望而无边。
巴陵的美酒饮不尽,共同醉倒于洞庭湖的秋天。
注释
竹林宴:用阮籍、阮咸叔侄同饮于竹林事,此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李晔。
小阮:即阮咸,与阮籍相对,故称小阮。
桡乐:谓舟子行船之歌。桡:舟揖也。
刬却:削去。
君山:—名洞庭山、湘山。位于洞庭湖中。
湘水:洞庭湖主要由湘江潴成,此处即是指洞庭湖水。
巴陵:岳州唐时曾改为巴陵郡,治所即今湖南岳阳。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是李白的一组纪游诗。它由三首五言绝句 组成。三首均可独立成章,其中第三首,更是具有独特构思的抒情绝唱。
第一首:“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借用阮咸与叔父阮籍的典故,暗寓李白与族叔李晔共为竹林之宴饮,同为仕途不通的同怜人,以阮咸自喻,以阮籍比作李晔。“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讲述李白欲借酒消愁,排遣心中的愁绪。
第二首:“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描绘出一幅酒船管弦齐奏、皓月浮光静影沉璧、白鸥盘旋飞翔的湖上美景图。四句诗句前后片浑然一体,自然流畅,毫无滞涩之感,音情顿挫之中透出豪放雄奇的气势,诗意意境开阔,动静虚实,相映成趣。
第三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铲去挡住湘水一泻千里直奔长江大海的君山,就好像李白想铲去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障碍。“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的写照,又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曲折的流露,流露出他也希望象洞庭湖的秋天一样,用洞庭湖水似的无穷尽的酒来尽情一醉,借以冲去积压在心头的愁闷。
这首诗,前后两种奇想,表面上似乎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联系它们的纽带就是诗人壮志未酬的千古愁、万古愤。酒和诗都是诗人借以抒愤懑、豁胸襟的手段。诗人运用独特的想像,不假安排,自然拈出“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句设喻巧妙,令人回味。只有处在这种心情下的李白,才能产生这样奇特的想象;也只有这样奇特的想象,才能充分表达此时此际李白的心情。
这首《蝶恋花》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全词抒写伤春怨别之情,寄寓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并不很浓烈,而细加吟绎,仍可见它与传统的伤春怨别词有所不同。
词的上片侧重描写伤春情绪。
“窗外绿阴添几许”起拍设问。一开始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为绿阴增添,意味着春色衰减;经此一问不能不跟着察看窗外景象的变化。
“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接着回答设问。如此一问一答,即勾画出一幅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图。原来词人关心的不是绿阴添加了多少而是还有几许春意。这时剩下的只有樱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归去。词人无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现。
“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残樱桃去。”而结拍又在这图中添上一笔,谓春天已是如此凋残,黄莺儿还要将此唯一为春天留下标志的樱桃衔走,表现出其对于春天的怜惜情状。以上所写,虽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与社会人生无关,而自然物象的变化,却处处牵动人心。
下片由伤春转入怨别,专讲社会人生。
“坐看画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点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词人在室内所见,窗外已无春意。词人将目光移及画梁双燕,希望能获取一些安慰,却见画梁间小燕子,呢喃细语,像是为人们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同样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别情绪。眼中所见乃心中所想,这一句反衬出词人的孤寂和凄凉。因为此时的主人公正是独自一人“坐看画梁双燕”。这是由眼前物景所触动的无端烦恼。此时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够像画梁双燕那样,与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这是词人的感叹。由此将词人带回现实中来,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莺莺燕燕飞来飞去,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从不“思量”的缘故,世间之人之所以有迟暮之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是被“思量”所误呀!这里,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为对方所理解。在现实面前,经过再三“思量”,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这就是全词所写惜春怨别情状所要说明的道理。所谓“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社会人生变化的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词作所写伤春怨别情绪,都是“思量”的具体内容。
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首词所写伤春怨别情绪,似乎人皆有之,不见残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联系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可发现这首词所写的情绪,内容很不一般。王国维对于人生怀有“极深之悲观主义”,他认为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谓伤春怨别情绪,实际上也是生活之欲的体现。他主张文字及美术,应当遗弃一切“关系”与“限制”才能残到解脱。因此,这首词对于“思量”的看法。当与这种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脱的思想有关。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自然物象变化的伤感情绪,对于悲欢离合的怨恨情绪,一切“思量”都将带来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是很难解脱的。他把这一人生体验,即人生哲理,写到词中来,指出“人间总被思量误”,这却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