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丰子恺先生在谈中国画的构图问题时，曾经提到“绘图中物体的重量”。他说在一切物体之中，动物最重，动物中又以人为最重；次重的是人造物，如车船、房屋、桥梁等等；最轻的是云烟、山水一类的自然物。所以一幅画中，青山绿水尽可以作为主体，家屋舟车就不宜太近画边；而倘把人物也描在画边，则整幅画一边轻，一边重，就要失却平衡了。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并不是一位画家，然而他这首描写南京燕子矶的小诗，却仿佛深得了画中三味似的。
“绝壁寒云外，孤亭落照间”这一联起得突兀，仿佛画手只在挥笔之间，就让燕子矶那三面悬绝的气势升腾于纸上了。那陡峭的岩壁，宛如斧劈刀削一般，好不摄人心魄。一抹铅色的“寒云”，盘恒在嵯峨绝壁之间，缥缥缈缈，使这块突出江边的巨岩，显得更加峻拔高远，像险峰一样逼人仰视了。在空阔疏朗的矶顶，诗人还精心描画了一座危亭。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落日的余晖中，悄然对水，即衬出了燕子矶的奇绝，又使画面于寒冽中增生了许多暖意。
南京是著名的古都。在这座江浪涌撼的石头城里，不知演绎了多少悲恨和续的历史古事；那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总会引起后世凭临者的悠然遐想，令他们生出些苍凉和凄清的感怀。然而浩瀚的江水，却仿佛对这一切都全然不顾，依然不舍昼夜地匆匆前行。雨后的急流挟裹着飞腾的浪花，拍打着坚硬的矶石。几千年了，江水幽幽好像从没有过多少变化。而江上的白鸥，尽管不知已改换了多少世代，却也还是那样的翩翩闲闲。“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两句为我们勾勒的，正是词家也曾描摹过的“满江急水，几处白鸥”的江上近景。疏劲的笔触中不失优柔之致。赋予了空阔的画境以错落有致的层次感。透过“六朝”，“终古”这些表现悠远时空的字眼，人们虽也感受到了一种历史沧桑的淡淡思绪，但更多的则是“江天物色无人管”式的闲适和自得。
画完了眼前风物，诗人又着意濡染画幅的背景。“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的景象，大约是诗人极目远眺时见到的：一场秋雨过后，石头城里，吴楚一带群山中的树木，都消减了些许绿意。在暮霭中望去，便变得有些幽暗了，然而落照辉映的天空，却要比以往更觉蔚蓝、深邃和美丽。青天绿树的背景，为画幅衬上了清幽明丽的底色。画面中央的绝壁和孤亭，也因此显得愈加朗畅了。
纵笔至此，诗意纯为写生。山水树木等自然物占了画面大部，落照中的“孤亭”（人造物）则占了画面的主位。如果说在这幅画中，山水好比是人的面影，亭台犹如是面上之修眉，那么“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一句，无疑就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也是这首诗的“诗眼”所在了。此句一下，整首诗立时变得气韵生动，连静寂的大自然也恍若有情了。在这两句中，诗人勾勒出了一个悠闲的“把钓”者形象；他孤身独坐于燕子矶头，已经很久了，还未曾离去。夕阳西下，暮霭渐浓，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到一样——只是手把钓竿，默然无语。他是在俯赏悠悠的长流，顾盼翩飞的白鸥，还是在领略青峰、绿树向晚的肃穆和安馨？这是诗中最富于意蕴的一刻，令人感到：无限的时空，连同江、云、鸥、树和远处的石头城，此刻似乎全都凝聚、流散在了这位披着霞彩悠然“把钓”者的竿头了。
《芥子园画谱》中曾说：“山水中点景人物”，“全要与山水有顾盼。人似看山，山亦是俯而看人；琴须听月，月亦似静而听琴。方使观者有恨不跃入其内，与画中人争坐位。”——是的，面对施闰章写就的这样一幅走笔飘逸的画景，谁不想置身其中，而与画中人一“争座位”呢？
此诗巧妙地借王维、刘禹锡等的“桃源仙境”之说，摒排众议，指出朝代神仙之说的荒唐，认为桃园的本来面目只不过传说。全诗以议论始又以议论终，中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
王维《桃源行》只重本事，层层叙写，句句本色，不露凿痕，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后人再作，必出新意，若无意，不必重作。韩愈借桃源图画为题材，力辟神仙之说，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摒排众议，恢复桃花源的本来面目；桃花源不过是传说之乡、想象之境。
韩诗所以能与王诗并肩要在有二：一是否定了前人，包括王维把桃花源写成“仙境”，而蛊人“出世”的主题。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这种思想在韩愈的时代是进步的，也是韩诗高出的原因。二是诗的写法与语言的运用，起结照应，道出题旨，中先叙画作案，次写本事，间议提顿，语尽铺张，通畅流利，雄浑奇伟。章法结构翻波叠浪，曲折有致。在句法上，其它七言古多用对句，而韩诗多用奇句，句法多变，形成了这首诗流利奇伟的特点。
全诗以议论开始，以议论结束，中间夹以桃花源中的故实，既突出了议论的意义，又不显得空泛。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