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艳情转为讽刺宫廷淫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春宵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淫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淫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淫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孤零零的一句，既像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像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淫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淫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此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淫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唐代选入宫中宜春院的歌舞妓称“内人”。她们一入深宫内院，就与外界隔绝，被剥夺了自由和人生幸福。这首诗题为“赠内人”，其实并不可能真向她们投赠诗篇，不过借此题目来驰骋诗人的遐想和遥念而已。这是一首宫怨诗，但诗人匠心独运，不落窠臼，既不正面描写她们的凄凉寂寞的生活，也不直接道出她们的愁肠万转的怨情，只从她们中间一个人在月下、灯畔的两个颇为微妙的动作，折射出她的遭遇、处境和心情。

　　诗的首句“禁门宫树月痕过”，乍看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写景句子，而诗人在用字遣词上却是费了一番斟酌的。“禁门宫树”，点明地点，但门而曰“禁门”，树而曰“宫树”，就烘托出了宫禁森严、重门深闭的环境气氛。“月痕过”，点明时间，但月而曰“月痕”，就给人以暗淡朦胧之感，而接以一个“过”字，更有深意存乎其间，既暗示即将出场的月下之人在百无聊赖之中伫立凝望已久，又从光阴的流逝中暗示此人青春的虚度。

　　第二句“媚眼惟看宿鹭窠”，紧承上句所写的禁门边月过树梢之景，引出了地面上仰首望景之人。“媚眼”两字，说明望景之人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美貌的少女，《诗经·卫风·硕人》就曾以“美目盼兮”四个字传神地点出了庄姜之美。但可怜这位美貌的少女，空有明媚的双目，却看不到禁门外的世界。此刻在月光掩映下，她正在看宿鹭的窠巢，不仅是看，而且是“惟看”。这是因为，在如同牢狱的宫禁中，环境单调得实在没有东西可看，她无可奈何地惟有把目光投向那高高在宫树之上的鹭窠；也可能因为，周围可看的景物虽多，而惟有树梢的鹭窠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吸引住了她的视线。这里，诗人没有进一步揭示她在“惟看宿鹭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留待读者去想象的。不妨假设，此时月过宫树，飞鸟早已投林，她在凝望鹭窠时会想：飞鸟还有归宿，还有“家庭”，它们还可以飞出禁门，在广大的天地中游翔，而自己不知何时才能飞出牢笼，重回人间。一双媚眼所注，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憧憬的。

　　诗的下半首又变换了一个场景，把镜头从户外转向户内，从宫院的树梢头移到室内的灯光下，现出了一个斜拔玉钗、拨救飞蛾的近景。前一句“斜拔玉钗灯影畔”，是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画出了诗中人的一个极其优美的女性动作，显示了这位少女的风姿。后一句“剔开红焰救飞蛾”，是说明“斜拔玉钗”的意向所在，显示了这位少女的善良心愿。这里，诗人也没有进一步揭示她的内心活动，而读者自会这样设想：如果说她看到飞鸟归巢会感伤自己还不如飞鸟，那么，当她看到飞蛾投火会感伤自己的命运好似飞蛾，而剔开红焰，救出飞蛾，既是对飞蛾的一腔同情，也是出于自我哀怜。

　　这是一首造意深曲、耐人寻味的宫怨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

　　上片着力描绘钱塘江秋潮雄伟壮观的景象，从侧面表达了词人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首四句写潮来时惊天动地的气势，先写天空飞鸟，继写江面波涛。开头四句大意说，他正看着半空翱翔的鸥鹭，刹那间便听到如擂动战鼓般轰鸣的波涛声，只见那汹涌的潮水如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如激战中奔驰的貔虎似的大队勇士势不可挡。这四句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潮水上涨，如此骇人，似乎无人可以驾驭。然而，对江上的渔民来说，却又因为司空见惯，不把它当回事儿。“朝又暮”以下便写这些“弄潮儿”嬉戏于潮水中的动人情景。这种场面旁观者惊心动魄，这些勇士们却自由自在，在潮水中踏着浪花欢腾舞蹈，红旗飞扬，人像鱼儿在波涛中跳跃出没，极为精彩壮观。上片写闻名遐迩的钱塘江上潮的情景，曲尽其妙，充分歌颂了大自然的“美”和“力”，同时又讴歌了与大自然搏斗的人，表现了对勇敢的蔑视狂风巨浪的“人”的赞赏，既赋物以言情。

　　上片词的意境已经够开阔了，但稼轩不仅是伟大的词人，而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此词的艺术境界也远不止此，面对“万里长鲸吞吐”般浩大的潮水，词人思绪万千，他想起后梁钱武肃王命令数百名弓弩手用箭射潮头，企图阻止潮水前进，情同玩笑，所以说“人间儿戏千弩”，其结果便是“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这两句说，那滔滔的潮水尽力流泻并不懂得什么事，它依旧像白马驾着素车向东方奔去。“堪恨处”以下叙述传说中白马素车在潮头之上的伍子胥的遭遇。“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吴王不但不采纳伍子胥的意见，而且赐他“属镂”剑自杀，当然是遗恨千古。辛弃疾在这里实际上是以伍子胥自喻，他想到自己光复中原的建议不被朝廷采纳，而且由此引来了恶意的攻击，受到贬谪，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下句说“功名自误”。

　　“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说的是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建议亡国以后的事。陶朱公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便携带西施乘小舟隐遁于“五湖”之中。辛弃疾忆起历史上吴、越之争，联想到眼前国家前途命运不堪设想，所以结尾意境极沉郁，与此词开头的雄大气魄对应来看，就可以看他无时无地不在惦念国事，观潮，看“吴儿”戏水，本来兴高采烈，但触景伤情，他仍然无法摆脱惆怅、郁闷。

　　此词或写景，或用典，无不生动自然。由观潮想到令人痛心的历史往事，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国家的命运，词人时时刻刻想着国家，他的爱国思想也就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很自然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