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打开《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这篇赋的初稿,写于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政治上虽遭到挫折,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并没有因此志气消沉,大鹏的形象,仍然一直激励着他努力奋飞。他在《上李邕》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也是以大鹏自比的。大鹏在李白的眼里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李白常把它看作自己精神的化身。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真像一只大鹏正在奋飞,或正准备奋飞。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只大鹏已经飞到不能再飞的时候了,他便要为大鹏唱一支悲壮的临终歌。
诗歌的头两句是说:大鹏展翅远举啊,振动了四面八方;飞到半空啊,翅膀摧折,无力翱翔。两句诗概括了李白的生平。“大鹏飞兮振八裔”,可能隐含有李白受诏入京一类事情在里面。“中天摧兮”则指他在长安受到挫折,等于飞到半空伤了翅膀。结合诗人的实际遭遇去理解,这两句就显得既有形象和气魄,又不空泛。它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项羽《垓下歌》开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那无限苍凉而又感慨激昂的意味,着实震撼人心。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意谓大鹏虽然中天摧折,但其遗风仍然可以激荡千秋万世。这实质是指理想虽然幻灭了,但自信他的品格和精神,仍然会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游扶桑”暗喻到了皇帝的身边。“挂石袂”的“石”当是“左”字之误。严忌《哀时命》中有“左袪(袖)挂于扶桑”的话,李白此句在造语上可能受了严忌的启发。不过,普通的人不可能游到扶桑,也不可能让衣袖给树高千丈的扶桑挂住。而大鹏又只应是左翅,而不是“左袂”。然而在李白的意识中,大鹏和自己有时原是不分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奇句。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前一句说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后一句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这两句一方面深信后人对此将无限惋惜,一方面慨叹当今之世没有知音,含意和杜甫总结李白一生时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非常相近。
此诗发之于声是李白的长歌当哭;形之于文,可以看作李白自撰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诗说明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惋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大鹏奋飞啊振过八方,中天摧折啊力量不济。
所余之风啊可以激励万世,东游扶力啊挂住了我的左袖。
后人得此消息而相传,仲尼已亡,还有谁能为我之死伤心哭泣。
注释
路:应为“终”之误。
八裔 :八方荒原之地。
中天:半空。
摧:摧折。
馀风:遗风。
激:激荡、激励。
万世:千秋万世。
扶桑: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树,生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古代把太阳作为君主的象征,这里游扶桑即指到了皇帝身边。
挂:喻腐朽势力阻挠。
左袂:即左袖。
得:知大鹏夭折半空。
“仲尼”句:此处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传说麒麟是一种祥瑞的异兽。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鲁国猎获一只麒麟,孔子认为麒麟出非其时,而被捕获,非常难受。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打开《李太白全集》,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这篇赋的初稿,写于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大鹏形象的启发,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比,抒发他要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远大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政治上虽遭到挫折,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并没有因此志气消沉,大鹏的形象,仍然一直激励着他努力奋飞。他在《上李邕》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也是以大鹏自比的。大鹏在李白的眼里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李白常把它看作自己精神的化身。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真像一只大鹏正在奋飞,或正准备奋飞。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只大鹏已经飞到不能再飞的时候了,他便要为大鹏唱一支悲壮的临终歌。
诗歌的头两句是说:大鹏展翅远举啊,振动了四面八方;飞到半空啊,翅膀摧折,无力翱翔。两句诗概括了李白的生平。“大鹏飞兮振八裔”,可能隐含有李白受诏入京一类事情在里面。“中天摧兮”则指他在长安受到挫折,等于飞到半空伤了翅膀。结合诗人的实际遭遇去理解,这两句就显得既有形象和气魄,又不空泛。它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项羽《垓下歌》开头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那无限苍凉而又感慨激昂的意味,着实震撼人心。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意谓大鹏虽然中天摧折,但其遗风仍然可以激荡千秋万世。这实质是指理想虽然幻灭了,但自信他的品格和精神,仍然会给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游扶桑”暗喻到了皇帝的身边。“挂石袂”的“石”当是“左”字之误。严忌《哀时命》中有“左袪(袖)挂于扶桑”的话,李白此句在造语上可能受了严忌的启发。不过,普通的人不可能游到扶桑,也不可能让衣袖给树高千丈的扶桑挂住。而大鹏又只应是左翅,而不是“左袂”。然而在李白的意识中,大鹏和自己有时原是不分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这样的奇句。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前一句说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后一句用孔子泣麟的典故。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这两句一方面深信后人对此将无限惋惜,一方面慨叹当今之世没有知音,含意和杜甫总结李白一生时说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非常相近。
此诗发之于声是李白的长歌当哭;形之于文,可以看作李白自撰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诗说明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惋惜。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