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诗、画、音完美结合的五言律诗。其特色有三:其一,构思精巧,移步换形;其二,首尾呼应,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其三,四联八句全合律,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而又毫无斧凿之痕。李白近体诗每有不合律处。这首青年时代写的五律又是一个证据,证明李白非不谙声律,而是不屑自缚于声律。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峭”壮群峰之势,“碧”绘其色,补以“摩天”二字,壮观的景象全出。这是些雍尊师隐居所在。下句“逍遥”二字赞美雍尊师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不记年”则为补足“逍遥”之意,远离尘嚣,连岁月的流逝都不屑去计算了。上句写景,下句写人,写景也为写人,人景浑然一体,显得崇高、挺拔、永恒。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紧扣诗题,着意写“寻”。“拨”与“寻”二字绝妙,生动地再现了寻者攀登的举止和情态。诗人穿过雾隐云横的丹岩翠壁奋力攀登之后,斜靠在长藤古树之上,一览众山景色,倾听流泉欢歌。上句从视觉着笔,写行寻的艰难和乐趣;下句则从听觉落墨,流泉叮咚,沁心悦耳。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以五彩交辉的浓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地描绘了雍尊师居所优美、静谧、仙境般的环境。用青牛、白鹤来点缀隐居处,又用花和松做烘托,“卧”与“眠”清幽、安谧、静美的境界活脱而出。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以素冷的色调,泼墨挥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画面。上句“语来”二字,省去了诗人与雍尊师的高谈阔论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感情之融洽,谈吐之投机。开怀畅饮,不觉已是黄昏,只好分手。诗人独自从寒烟笼罩的摩天碧峰上走下来。“下”字不仅与首句呼应,还别有情趣,与“暮”“独”“寒”三字在一联中连用,使人顿生寒气扑面而至之感。
此诗通过作者入山造访之所见所感,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深山幽谷的瑰丽景物。首联点明雍尊师所居之处高远非凡,处林泉伴日月,遗世独居,自在逍遥;颔联写林壑幽深,寻访不易,以加浓气氛;颈联使用道家典故,以“青牛卧”“白鹤眠”颂扬雍尊师道行高深,境界非凡;尾联写诗人在暮色苍茫,寒烟四合中独上归程。全诗再现了李白洒脱矫健、豪爽多情的神态风姿,同时也表明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挥笔落纸如云烟的境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连绵陡峭的苍翠山峰高耸入云端,远离尘嚣已经不记得过了多少年。
拨开云雾去找寻隐秘树林的山间古道,依靠着石头听潺潺的流水声。
温暖的花丛中卧着青牛,高高的松枝上停着白鹤正在休息入眠。
与雍尊师交谈起来一直到江水已笼罩在暮色里,我只好独自走下烟云弥漫的寒山。
注释
群峭:连绵陡峭的山峰。
花暖二句:都是指道行高深之意。
这是一首诗、画、音完美结合的五言律诗。其特色有三:其一,构思精巧,移步换形;其二,首尾呼应,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其三,四联八句全合律,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而又毫无斧凿之痕。李白近体诗每有不合律处。这首青年时代写的五律又是一个证据,证明李白非不谙声律,而是不屑自缚于声律。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峭”壮群峰之势,“碧”绘其色,补以“摩天”二字,壮观的景象全出。这是些雍尊师隐居所在。下句“逍遥”二字赞美雍尊师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不记年”则为补足“逍遥”之意,远离尘嚣,连岁月的流逝都不屑去计算了。上句写景,下句写人,写景也为写人,人景浑然一体,显得崇高、挺拔、永恒。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紧扣诗题,着意写“寻”。“拨”与“寻”二字绝妙,生动地再现了寻者攀登的举止和情态。诗人穿过雾隐云横的丹岩翠壁奋力攀登之后,斜靠在长藤古树之上,一览众山景色,倾听流泉欢歌。上句从视觉着笔,写行寻的艰难和乐趣;下句则从听觉落墨,流泉叮咚,沁心悦耳。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以五彩交辉的浓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地描绘了雍尊师居所优美、静谧、仙境般的环境。用青牛、白鹤来点缀隐居处,又用花和松做烘托,“卧”与“眠”清幽、安谧、静美的境界活脱而出。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以素冷的色调,泼墨挥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画面。上句“语来”二字,省去了诗人与雍尊师的高谈阔论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感情之融洽,谈吐之投机。开怀畅饮,不觉已是黄昏,只好分手。诗人独自从寒烟笼罩的摩天碧峰上走下来。“下”字不仅与首句呼应,还别有情趣,与“暮”“独”“寒”三字在一联中连用,使人顿生寒气扑面而至之感。
此诗通过作者入山造访之所见所感,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深山幽谷的瑰丽景物。首联点明雍尊师所居之处高远非凡,处林泉伴日月,遗世独居,自在逍遥;颔联写林壑幽深,寻访不易,以加浓气氛;颈联使用道家典故,以“青牛卧”“白鹤眠”颂扬雍尊师道行高深,境界非凡;尾联写诗人在暮色苍茫,寒烟四合中独上归程。全诗再现了李白洒脱矫健、豪爽多情的神态风姿,同时也表明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挥笔落纸如云烟的境地。
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此诗可能是李白青年时期的作品,当作于蜀中。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这首诗语意新奇,形象洒脱,一反游子羁旅乡愁的古诗文传统,抒写了身虽为客却乐而不觉身在他乡的乐观情感,充分表现了李白豪迈不羁的个性和李诗豪放飘逸的特色,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抒写离别之悲、他乡作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抒写的却是作者的另一种感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首《客中作》是这样开头的,郁金指姜科姜黄属植物,其块根主要用为药材,亦可浸酒、染色。古时用来浸酒,用郁金浸过的酒,呈金黄色,芳香 扑鼻。琥珀,松柏树脂化石,呈黄色或赤褐色,此处形容美酒的色泽晶莹可爱。谁都知道,李白一生对美酒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有美酒,李白便可以忘乎所以,美酒 对李白的神奇效力由此可见一斑。眼前又是同样的场合,只不过“金樽”换上了“玉碗”,人也不是在长安天子脚下,身处民间的李白更可以放浪形骸,尽情享受了,地方上的佳酿,也许更加别有风味,就是因为这首流千古的饮酒歌,到现在才会出现许多冠以“兰陵”字样的酒品。这时摆在面前的兰陵佳酿,色泽清洌,酒香扑鼻,李白看在眼里,美在心间,恨不得马上就喝它个一醉方休。不过,李白一生面对的美酒盛筵,何止千万?那么这一次使得李白忘记了乡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美酒,而是多情的主人。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两句诗,可以说既在人意中,又出人意外。说在人意中,因为它符合前面描写和感情发展的自然趋向;说出人意外,是因为《客中作》这样一个似乎是暗示要写客愁的题目,在李白笔下,完全是另一种表现。这样诗就显得特别耐人寻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是在他乡,当然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一种流连忘返的情绪,甚至乐于在客中、乐于在朋友面前尽情欢醉的情绪完全支配了他。由身在客中,发展到乐而不觉其为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
全诗语奇意也奇,形象潇洒飘逸,充分表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
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最初的古辞已经失传。乐府里收集的同名有24首,最早的是曹操的这首。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全诗分为四节,逐而一一分析。
第一节主要抒写了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中有两处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晋时期,多受到魏晋诗人的喜好。无论心情愉悦,或是悲伤,感慨时都不难找到酒的影子。本诗中,第一句话就用酒来作开头引出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最后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中“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诗人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呢?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
第二节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节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高中课本中“掇”的解释为:拾取,采取。何时可掇:什么时候可以摘取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第四节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最后“周公”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我曹操,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关于“周公吐哺”的典故,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话似也表达诗人心情。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