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开头四句以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示江上之游的即景画面，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前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后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结尾四句，承前发挥，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活画出诗人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又从反面说明功名富贵不会长在，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特色。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这首词是作者居于杭州时所作，有怀人之意。从词的内容看，应当是作于杭州姬妾辞世之后。

　　上片，“迷蝶无踪晓梦沉”，写清晨梦醒之后，梦中的情景已消逝无踪。所用乃是《庄子·齐物论》庄周化蝶的典故。它的本义是说世事与梦境的真幻，颠倒难分，两者本都不值得执着看待。但后人又把这则故事与《庄子·至乐》中写他丧妻时鼓盆而歌，不表示悲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猜想庄子大概也把丧妻看成作梦，所以悼念亡妾的作品，也常用到化蝶、梦蝶的典故。文英这句词，表面是写梦，其深层却是以梦隐喻过去的经历；联系他的生平来看，又似包含着对亡妾的思念。虽说“无踪”，毕竟入梦；梦由思生，又怎能真正地忘却？既然如此，则梦醒后并不会适意如庄周，而是深怀思旧的惆怅，细味“沉”字，其情自见。

　　“寒香深闭小庭心”。寒香，当指春寒之时尚未谢尽的梅花，或兼指下片提到的逢春先开的杏花。人既惆怅，对着“深闭小庭心”的“寒香”，自然不会是赏心乐事，而是触景伤怀，“寒”不是透着凄冷，“深闭”不是透着孤寂么？这时候由“小庭”而想到西湖，由“寒香”而及于新柳，觉得春光尚浅，而寒意犹浓，西湖上的杨柳，应该也是初舒嫩条，翠色未深，因而游人应该也还不多。那么，在小庭中虽感孤寂、凄冷，但若到湖上去游玩，也未必就能看到秾丽之景，享受热闹、温暖之乐了。“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前柳浅深。”当然不是要由柳浅而判断春少，而是要由春少来表现人之心境的凄冷情绪，所以这两句结束得轻倩、婉转而有味。

　　下片的“愁自遣，酒孤斟”，全词直接抒情的，也只有这两句，到这里才点出“愁”字，点出“孤”字。作者这时的孤愁既无法排除，那么这里的“斟”与“遣”，也无非是强自支持、强自消解而已。

　　下句的“一帘芳景”继续写春，“燕同吟”继续写孤寂。与燕同吟，则暗谓有伴比无伴更悲。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写法，不无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正面的情况起反面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蝉噪”、“鸟鸣”可能是写实，“燕吟”只能是设想。

　　“杏花宜带斜阳看，几阵东风晚又阴。”在凄冷低迷中盼望杏花映着斜阳，能给人带来一点绚丽之色，带来一丝温暖的春意，谁又知天不作美，吹来几阵东风，偏把阳光吹走，使黄昏依然阴沉。这会起什么作用？对作者的心境会有什么影响？词至此结束，虽都没有明白说出；但读者联系上下文，自可体会得到。

　　前人常把吴文英的词作看成是与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词相对立的“实质”词的代表。吴文英的慢词，有一些确有辞藻堆垛，雕琢过甚之嫌。但这首《思佳客》，读来却颇感闲淡婉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清空”词的笔法有一致之处，可见梦窗词的风格在统一中也是有着多样性的。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