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这是一首送别朋友的诗，全诗内容是诗人对朋友真挚情谊的表达，抒发的是惜别之情。
“秋在”“暮”字可以看出送行的时间是秋天的傍晚。“水清”，说明天晴气爽，“暮蝉”，黄昏的时候还有蝉在鸣叫。“洛阳”是诗人与狄宗亨惜别的地方，也就是今河南省洛阳市；“鸣皋”，狄宗亨要去的地方，在河南省嵩县东北，陆浑山之东有“鸣皋山”，相传有白鹤鸣其上，故名。又称九皋山，山麓有鸣皋镇。本句中的“树色”和“烟”是写景，暮色苍茫中洛阳“树色”依稀可辨，这是实写；在洛阳是看不到鸣皋的“烟”的，但与朋友惜别时，向朋友要去的地方望去，烟雾朦胧，这是虚写。
诗的后两句直抒情怀。“愁不尽”说明两人情谊非同一般和作者的依依不舍之情，后句侧重点是“空度”，他说，你走了我很惋惜无人与我做伴，只能白白度过这个凉风飒飒、气候宜人的秋天。这两句语意浅近，而诗人与狄宗亨的深厚情谊却表现得十分深刻，即所谓“意近而旨远”。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含意隽永深沉，虽然只有四句，但却以情取景，借景抒情，委婉含蓄，意余言外。因为一首“七绝”只有二十八个字，表现的思想感情又较复杂，这也就难怪诗人惜墨如金，用一字而表现丰富的内容，如第二句以“烟”字概括说明想象中的鸣皋景物，第三句以“愁”字表现诗人对狄宗亨的感情之深，皆是妙笔。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徐惠的《秋风函谷应诏》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三联着重描写函谷关的景色：雄关的秋风、山河的朔气，千岭的偃松、古陵的风雨，广隰的低云、重关的落日。诗人意在大肆地渲染着函谷关的萧飒秋景，格调古朴深沉，充满了浓郁的男子气概。中间着力使用“松”，“惨”二字，渲染了秋天寒冷而肃杀的悲慨格调。末句“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把太宗形象渲染的神异而庄严。虽为歌功颂德，但不失为一首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
作为一名生活在宫廷中的女性，徐惠的诗作多数与宫闱题材有关，唯独此篇与众不同。此诗省净而气度雍容，起笔高扬，富于气势。正如苏者聪先生评价的那样：“自拔于陈言之外，别出机杼，而为耳目一新之词。虽是应制之作，却写得气势雄浑，意境壮阔……但在泼墨写意中能做到工笔细描。”诗人突破了应制类诗作的固有风格，展现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个性化感受，实属难得。
从格律方面看，本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声律要求，反映了初唐诗歌在宫廷诗人手中已经朝格律化发展的程度和事实。初唐贞观时期，主流诗人不断的探索实践，积累诗艺技巧，创作出了很多合律诗歌，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这也影响到后宫女性诗歌的创作。喜爱文学，有着很高文学素养的徐惠，初步具有了一定格律化意识毫不令人意外。女诗人的创作尝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应同初唐宫廷诗人在促进中国宫廷古代诗歌朝着格律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一样，值得后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