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金明池·咏寒柳》是柳如是的长调代表作，词中化用古人词意错综用典，足见其学问博洽。所谓的咏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抒发柳如是自己的身世之感，这寒柳飞絮似乎就是词人的化身。
上阕明写柳而暗写人生的遭际。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开篇两句便让人感觉到阴冷萧条的气息， “有怅”、 “无情”用在了“寒潮”、 “残照”上，实则是为这南浦的“寒柳”渲染处境，感慨自己的满怀凄凉。此词开头便把地点定在这样一个令人的情绪易较为之伤感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送别的地点，又是一个这样的秋日的黄昏，残阳西挂，满目凄凉，伴随着泠泠的寒风。
“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一个“孤”字，更为这凄凉的环境平添一丝的无助、孤独——在这寒潮、残照中，秋风乍起，那本已萧条冷落的柳树枝条摇曳，在这摇曳中似乎还能看到当年柳絮纷飞、在春光中舞蹈的样子。词人的这一手法连悲秋带伤春一股脑儿地全写了出来，刻画了一个凄凉暗淡之境，写尽了柳如是人生的孤独、无奈的心境。词人用了“柳絮”这一意象，“柳絮”无根无蒂任风吹落，随意飘荡，多令人产生怜悯之情，因咏《燕台诗》而痴恋其人。此处的用典，言约而意丰，它既暗含了词人与陈子龙通过诗词唱和结为知音，又同松江名士诗酒集会度过了人生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是其不幸人生的一点亮色。
“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诗人笔锋一转，借柳自嘲，感慨流年，其心中自有百无聊赖，欲诉未诉。因为这段生活曾给她人生不少的慰藉，致使她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生活，仍不禁泪流涔涔。
“春日酿成秋日雨。”一句，既承接了上阕的结句，又为下面的忆旧展开了铺垫。与陈子龙的短暂的相识、相恋给诗人暗淡的生活带来些许的慰藉，是其不幸人生的一点亮色，但这短暂的欢娱却为以后埋下了如此的苦楚。一句“秋日雨”写尽了人生的变故。
下阕主要是借回忆过去来写对爱情的固贞执守。
“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词人想过去，痛惜今日，写尽相思之苦，画舸本是欢情之物，但即使拥有了它，自己依旧是先前的那个自己，或许更多了一点孤独、寂寞，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了情人的陪伴。此处词人化用汤显祖《紫钗记·折柳》中的唱词，表明了词人虽然身处烟花之地，却志向高洁，不愿折腰的心气。
“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这里的“东风”二字暗指昔目的恋人陈子龙，而“眉儿愁苦”则表现了词人怀念恋人，柔肠寸断的心绪，“虽知己而必别”，互为知己的爱人却注定无法终生厮守在一起，这又是何等的令人怅惘之事。
“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诗人借用了汤显祖的《紫钗记》的故事来向情人表明自己的心迹，心中的无尽烦闷该如何得解，恐怕还要向知心人诉说个明白。柳如是引用“梅魂”分别是把自己和情人设想为剧中人，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团圆，到那时“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的词“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以柳自喻，故而真切感人，凄楚动人。她以一个女子的细腻的感触来写自己的情感经历，表达对离人的思念与无法与爱人厮守的怅惘。她让人洞察了她的不幸的人生遭际，以及在困境中她对爱情的固贞、执守和对命运的不屈从。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