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李白于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游历桃花潭时写给当地好友汪伦的一首留别诗。诗前两句描绘李白乘舟欲行时，汪伦踏歌赶来送行的情景，朴素自然地表达出汪伦对李白那种朴实、真诚的情感；后两句先用“深千尺”赞美桃花潭水的深湛，紧接“不及”两个字笔锋一转，用衬托的手法，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的千尺潭水，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那份真挚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丰富奇特，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
诗的两句描写的是送别的场面。“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诗人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种语言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 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
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更有多少深呢？耐人寻味。清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显然，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缺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李白乘舟将要远行离去，忽听岸上传来踏歌之声。
即使桃花潭水深至千尺，也比不上汪伦送我之情。
注释
汪伦：李白的朋友。
将欲行：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作“欲远行”。
踏歌：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手拉手、两足踏地为节拍的歌舞形式，可以边走边唱。
桃花潭：在今安徽泾县西南一百里。《一统志》谓其深不可测。
深千尺：诗人用潭水深千尺比喻汪伦与他的友情，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不及：不如。
此诗是李白于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游历桃花潭时写给当地好友汪伦的一首留别诗。诗前两句描绘李白乘舟欲行时，汪伦踏歌赶来送行的情景，朴素自然地表达出汪伦对李白那种朴实、真诚的情感；后两句先用“深千尺”赞美桃花潭水的深湛，紧接“不及”两个字笔锋一转，用衬托的手法，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的千尺潭水，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那份真挚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丰富奇特，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
诗的两句描写的是送别的场面。“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诗人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种语言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 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
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更有多少深呢？耐人寻味。清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显然，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缺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此诗约为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李白自秋浦往游泾县（今属安徽）桃花潭时所作。李白游泾县（在今安徽省）桃花潭时，与汪伦结下深厚的友谊。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按此诗或为汪伦已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
李白斗酒诗百篇，一生好入名山游。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信给李白，邀他去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旅游，信上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见汪伦乃泾川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遂问桃园酒家何处?汪伦道：“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留数日离去，临行时，写下上面这首诗赠别。
显然，这首诗是李白即兴脱口吟出，自然入妙，因而历来为人传诵。然而，也因为它像生活一样自然，人们往往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诗的三四句，后代诗家还有一点评论，开头两句口语化的平直叙述，就说不出所以然来了。其实，结合上述背景来看，头两句也是写得极其成功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我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声口语言简直是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
“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
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在山村僻野，本来就没有上层社会送往迎来那套繁琐礼节，看来，李白走时，汪伦不在家中。当汪伦回来得知李白走了，立即携着酒赶到渡头饯别。不辞而别的李白固然洒脱不羁，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也是豪放热情，不作儿女沾巾之态。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人乐天派的性格和他们之间不拘形迹的友谊。
也许正因为两人思想性情契合，李白引为同调，很珍视汪伦的友情。情之所至，遂对着眼前风光绮丽的桃花潭水，深情地吟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结合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两句诗也如脱口而出，感情真率自然。用水流之深比譬人的感情之深，是诗家常用的写法，如说汪伦的友情真象潭水那样深呀，当然也可以，但显得一般化，还有一点“做诗”的味道。现在的写法，好象两个友人船边饯别，一个“劝君更进一杯酒“，一个“一杯一杯复一杯”。李白酒酣情浓，意态飞扬，举杯对脚下悠悠流水说道：“桃花潭水啊，别说您多么深了，可不及汪伦的友情深呢！”口头语，眼前景，自有一种天真自然之趣，隐隐使人看到大诗人豪放不羁的个性。所以，清人沈德潜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
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此诗自呼其名开始，又呼对方之名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看似寻常最奇崛”，正所谓炫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上面这首《赠汪伦》就集中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我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如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上述李白这首诗表情特点是：坦率，直露，绝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它“直”中含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因而很有艺术感染力。由此可见，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不能“定于一律”的。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这是一首咏史词，赞颂了桓温多面的性格与才能，体察其壮志难酬的压抑，并渗入了词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是一首上佳之作。
“冷清清、荒台败瓦，日斜来吊宣武”，以写景开篇，描写此时此地的荒凉，突出沧桑之意。“如云宾从当年事，面对青山歌舞”，这是先抑后扬的手法，极力表现当年桓温幕府的繁华场面，但这身前的煊赫与身后的冷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多么大的心理反差和感觉。历史上桓温幕下贤才毕集，谢安、谢玄、郗超、王珣、顾恺之、袁弘、习凿齿、车胤……都是一时之英杰。接着是人物的正式出场，在高高的华盖下，坐着一位“猬须石眼”的如虎之人。然后作者提到他也曾有过雄踞南方四州的伟绩，甚至还有篡权窃国的雄心抱负，“匆匆”二字已饱含有对桓温“做贼”的批评之意。“更何情绪”？这疑问问出了桓温表面风流倜傥，心中却是想着窃国篡权，因此，他就不会有周瑜那样的真风流。
过片，接歇拍而来，“休相笑”，意在纠正前人的误解。他对桓温宣武的态度由贬转褒，对这位雄才大略又文采风流的历史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达了其钦佩与惋惜之意。在《桓温墓》一诗中，他也写过“虎视中原气未伸，一生功罪总难论”的句子。“此儿还有佳处”、“尚解登山作赋”化用经史成句，运散笔，发议论，有几分辛稼轩的风采。“一时裙屐原潇洒，谁料转头黄土”，“裙屐”对“黄土”，用鲜明的物象带出丰厚的沧桑之意。接着“江月苦”二句回到题面，回到白纻山。大江东去，浪淘尽桓温一生经营。和“做贼”对照，“雄心”才是词人内心深处对桓温的真实评价。这正是对以桓温为“贼”的“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听漠漠苍林，非丝非竹，打起佛楼鼓”，以景作结，呼应开篇。“非丝非竹”让人联想起桓温与孟嘉那段著名的对话，桓温“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堪称知乐，孟嘉“渐近自然”之答更是精妙。若论天籁，不假外物、不受束缚的人生才是天籁。“泪尽金城空感逝，歌残白纻定伤神”（《桓温墓》），佛骨诚然让人息心使人忘机，可这不是开创帝王之业的桓温之所需要。问世间侧耳向佛骨者，几人不是为势所迫，为时所逼？这是那个盛世时代带给黄仲则的压抑、无奈和屈服，也是他骨子里所无法忍受的东西。也许这种情绪和反抗才是本词的真正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