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这是追怀故国之词。上片借莺花、燕子、雨嶂烟峦等绘出国破后的衰残之象，包含着对腐败朝政的愤怒斥责。下片转叹自身，虽谦言天性愚顽，依然透出有志难伸的悲凄凉。全词风格悲壮沉郁，慷慨激昂，表现了一个抗清英雄的忠愤情怀。

　　词的上片，对腐败的朝政进行了愤怒的斥责。

　　表现了词人难以抑制的激愤感情。“锦样江山，何人坏了？雨瘴烟峦。”起句是对华夏山河的赞美。次句中的“坏”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异域的侵略践踏者，另一层是指只知苟安享乐。毫无奋发图强的明王朝。但就词意来看，词人所指斥的还是腐败的朝政。“雨瘴烟峦”句，更形象地道出奸佞当道，把个大好江山搞得破碎沦亡，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的惨象。

　　在“故苑莺花，旧家燕子，一例阑珊”句中，词人故作一拗，更加重了愤切的感情，颇有须眉怒张之态。“旧家燕子”化用唐朝诗人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感叹人世变化。王、谢两家是东晋时期豪门贵族的代表，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岁月的消失，王、谢等封建官僚、豪门世族也成了历史的陈迹。以上三句是说，上至皇家，下至贵族，毫无例外地都衰败了。这里词人在感叹人事演变的同时，讥刺了腐败的明王朝也如过眼烟云且流露出词人对统治集团政治腐朽、奢靡逸乐，不思抗击外患的激愤之情。

　　与上片愤怒斥责朝政相比，下片词人把笔转向写情感的起伏。表现出年华流逝，壮志未成的心境。“此身付与天顽，休更问秦关汉关”。“此身多指词人自己。“天顽”是谦词，是说自己天赋愚昧无知，不能顺从时势的意思。“休更问”句，言明王朝已灭亡，更不要说秦关还是汉关了，字面有国事不堪问的意思。这一句词人是从反面说出的，不应作消极语看。对国破家亡的现实，词人是痛心疾首的，但自己又无力拯救，因而那种欲罢不能的心情，也只好曲曲传出。

　　“白发镜中，青萍匣里，和泪相看”三句，言明词人国仇未报，壮志未酬的深切悲愤之情。“白发镜中”，叹此身已老； “青萍匣里”，说国仇未报，“宝剑已封”“和泪相看"，叹壮志未成泪空流。这三个四字短句，说尽了词人暮年的悲凉心境，具有一种回肠荡气的力量。词人在下片中，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寻思和低徊的沉吟。语气是极为沉痛的，它渗透着对代的创痛和苦难，表现出词人苍凉悲愤的心情。

　　这首词上片表现了词人深沉的沧桑之感。其中，“锦样江山，何人坏了，雨瘴烟峦。”满腔悲愤如江河决堤，奔腾翻卷。“何人坏了”四字，浸透血泪，饱含斥责。词的下片转写自己的怀抱。故国多难，词人意欲力挽狂澜，自谓天生愚顽，决不顺从时势，屈事新朝。最后三句，感慨尤深，对着镜中的白发。他想到自己壮志未酬，再看青萍宝剑，只能空鸣匣中，气难平，意难消，自己年岁已老，回天乏术，只有愤慨和痛苦。词从开头便是一句愤恨的发问，情感激荡全篇，几乎纯粹抒情，并以含泪默看的方式，收回似江水般的情绪。全篇纯周白描化浯言，不雕琢，不矫饰，一任真性情自然地流露，意境慷慨悲凉，而又深曲含蓄。

　　起首两句对仗，运用“比”的手法，表现胡琴琴声的垮琮。“雨漱窗前竹”，承袭杜诗“雨泻暮檐竹”（《大云寺赞公房》）的句法，而“涧流冰上泉”，则使人联想起白居易《琵琶行》“幽咽泉流冰下难”的诗句，都具有形象的听觉效果。雨点冲刷竹叶，沙沙作响，声音比较沉实；涧泉进流冰上，铿锵有声，声音比较清脆，这同《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原理一样，是因琴弦粗细有别而产生的不同音色。两句比喻，已暗暗点现了胡琴的“二弦”。

　　“一线”句补明了这两种声音的来源。古人常把琴弦上流出的音符同风联想在一起，如“泠泠七弦上，坐听松风寒”（刘长卿《弹琴》）、“十四弦指下风生”（张可久《一枝花·湖上归》）等。“一线清风动二弦”，既表达了琴声的袅袅不绝，又使人感受到演奏者指法、弓法的娴熟与柔和，甚而使胡琴器具的本身，增添了诗意与美感。

　　“联”是一字句。散曲中的一字句，除具有独立存在的内容外，还能与上句或下句连读成意。这里的“联”字，承上启下，意蕴十分丰富。它可以理解为胡琴二弦上的乐声相联，添足“一线清风”的圆润；也可释为琴曲的内容互相连贯，即连续演奏小山篇、秋水篇（倘若将“小山秋水”间点上顿号），或连续演奏小山秋水篇、昭君怨（倘若将“小山”解作人名，而把“昭君怨”视作曲名）。“小山”的两句如同注释所述，具有多义性，不拘一解；遇上这种双关乃至多关的情形，读者在理解中不妨将它们的种种内涵在印象上叠加在一起。胡琴演奏的具体曲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曲文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琴声的听觉效果。从后半几句可以知道，从胡琴的两根弦上娓娓流出了优美的琴声，最初是清旷空湛的曲调，泠泠然澄如秋水；随后转为哀怨凄切的内容，仿佛昭君出塞，在黄尘暮云中搊弹的一曲哀歌。寥寥数笔，令人神驰心往，有余韵不绝之感。

　　作者另有《朝天子·酸斋席上听胡琴》云：“玉鞭，翠钿，记马上昭君面。一梭银线解冰泉，碎拆骊珠串。雁舞秋烟，莺啼春院，伤心塞草边。醉仙，彩笺，写万里关山怨。”与该曲有相近之处。运用生动的艺术语言，将无形的音乐转化为可感的画面，正是这类闻乐作品的美感所在。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