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馆临江，所以开头先点出环境特点。“水面细风生”，写的是清风徐来，水波微兴的景象。但因为是在朦胧的暗夜，便主要不是凭视觉而是凭触觉去感知。“生”字朴素而真切地写出微风新起的动态，透露出在这以前江面的平静，也透露出诗人在静默中观察、感受这江馆夜景的情态。因为只有在静默状态中，才能敏锐地感觉到微风悄然兴起于水面时所带来的凉意和快感。这个开头，为全诗定下一个轻柔的基调。
第二句“菱歌慢慢声”，转从听觉角度来写。菱歌，指夜市中歌女的清唱。她们唱的大概就是江南水乡采菱采莲一类民歌小调。“慢慢声”，写出了歌声的婉曼柔美，舒缓悠扬。在这朦胧的夜色里，这菱歌清唱的婉曼之声，随着阵阵清风的吹送，显得格外清扬悦耳，动人遐想。如果说第一句还只是为江边夜市布置了一个安恬美好的环境，那么这一句就露出了江边夜市温馨旖旎的面影，显示了它特有的风情。
“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妆明。”客亭，就是诗人夜宿的江馆中的水亭。它紧靠着“小市”，这才能听到菱歌清唱，看到灯火夜妆，领略水乡夜市的风情。这一句明确交代了诗人所在的地方和他所要描绘的对象，在全篇中起着点题的作用。诗人不把它放在开头而特意安排在这里，看来是用过一些心思的。这首诗所描绘的景色本比较简单，缺乏层次与曲折，如果开头用叙述语点醒，接着连用三个描写句，不但使全篇伤于平直和一览无余，而且使后三句略无层递，变成景物的单纯罗列堆砌。现在这样，将叙述语嵌入前后的描写句中间，一则可使开头不过于显露，二则可使中间稍有顿挫，三则可使末句更加引人注目，作用是多方面的。
末句又转从视觉角度来写。透过朦胧的夜色，可以看到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灯光下，正活动着盛妆女子婉丽的身影。“明”字写灯光，也写出在明亮灯光照映下鲜丽的服饰和容颜。诗人写江边夜市，始则在朦胧中感触到“水面细风生”，继则在朦胧中听到“菱歌慢慢声”。就在这夜市刚刚撩开面纱，露出隐约的面影时，却突然插入“客亭临小市”这一句，使文势出现顿挫曲折，也使读者在情绪上稍作间歇和酝酿，跟着诗人一起用视觉去捕捉夜市最动人的一幕。因此当夜市终于展示出它的明丽容颜——“灯火夜妆明”时，景象便显得分外引人注目，而夜市的风姿也就以鲜明的画面美和浓郁的诗意美呈现在面前了。
旅馆夜宿的题材，往往渗透着凄清孤寂的乡愁羁思。从“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相继不衰。王建这首旅宿诗，却怀着悠闲欣喜的感情，领略江边夜市的诗意风情。这里面似乎透露出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新的生活场景，而有关这方面的描绘，在以前的诗歌中是反映得不多的。由此启渐，“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一类描写便时常出现诗人笔下。这恰恰反映出了时代生活的变化，和由这种变化引起的诗人视野的扩大，和审美感情的变化。
该词是宋代词人叶梦得所作的一首咏怀词，先用“新月”与“暗水”对比，用“疏星”与“流萤”对比，描写了眼前所见所闻的自然现象，构思极为巧妙。
坐在凤凰亭里，四周一片寂静。仰视天空，见一弯新月慢慢升起，正高挂树梢；侧耳细听，即将干涸的弯曲的池塘，还有涓涓的流水声在暗中发出枯竭前的悲鸣。再纵目四望：稀疏的明星不时从画檐前落下；却有几点流萤在暗处闪闪发光，自由自在地随意到处飘动。这是常见的自然现象，由于是“常见”，便很少有人注意它，更没有人把它集中起来描绘、观察、思考。“新月”是在成长、向上的，不会变成弯曲的“枯沼”，“疏星”是大而明、高而洁的，可是它落下的时候，它的亮光还不如暗处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这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却饱含着人生哲理。
“归意已无多，故作连环绕。”叶梦得祖籍苏州晚年闲居吴兴，据《湖州府志》载：“叶元辅居乌程，至梦得已四世。”乌程，即吴兴也。叶梦得居吴兴已“四世”，当然是第二故乡，他的“归意无多”这是原因之一。其二，眼前景色给他以启示：“新月”与“枯沼”，“疏星”与“流萤”都相去无多；从中悟得的道理谱就新声去问他的知音“采菱”人，可是水天空阔、烟波浩渺，却又是无处可寻了。
这首词寓理于物，寓理于情，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
这首曲淋漓尽致的发露出作者对道家生活的向往。
该曲起首两句的对仗就出手不凡。在动物门、身体门、专名、数字都一丝不移的工整前提下，作者尽量拉大了两句意象的距离，满足了“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对仗标准。前句不明言自己细读老子《道德经》，而以“《老子》五千言”的蝇头小楷代表了这一意境。这种借描叙受作用的客体来反映作用者主体的借意手法，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如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风雨》）就是一例（《宝剑篇》为唐郭元振借抒壮怀的诗作，本身并不含凄凉之意）。以下“鹤背”句则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集中于一句之中，而主旨则在于“鹤背”，表现出成仙得道所拥有的极度快意。两句都作奇兀的盘空硬语，显示了诗人倜傥不群的豪迈情兴。
“白云两袖”是翱翔高处的夸语，却同时也是在运用一段道家的典故。南朝齐的道人陶弘景，隐居句曲山，与白云为侣，曾作诗回答齐武帝问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而笔记载他在山中娱乐宾客，能振袖放出云气（见《古今怪异集成·云》）。结合这一典故，全句便带上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离尘出世的高士韵味。“吟魂健”，所吟咏赋出的是像庄子《秋水篇》那样的至理道言；身着道家的宽大布袍，胸中包罗了天地万象。这接下来的三句，完满地绘现了得道高士的风神。道家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宗旨与文人希冀获得个性解放的心理颇易合拍，像大诗人李白就曾加入道籍，所以作者在曲中的虔心皈依，是毫不奇怪的。
末三句则点明了全曲的题旨。“名不上琼林殿”是藐视功名，“梦不到金谷园”是鄙弃富贵。“海上神仙”则是这两句的诠释，也是对全曲的总结。然而唯因有了“琼林殿”、“金谷园”这些人事因素的陪衬，作者所塑造的“海上神仙”，便更多了避世抗俗的积极意味，而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求道成仙有了截然的区别。全曲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而无夸诞的嫌疑，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