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此曲前三句写现实之景、历史之思。“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这支曲整体透着一种沉重的悲凉之感,起句“江南倦客登临”便初露端倪。“倦客”意味疲倦于游宦之人,加上“江南”二字,明确宦游的地点。乔吉是太原人,后寓居杭州,一生四海漂泊,故以“江南倦客”自称,而“倦”字正显示了他对于这种漂泊生活的倦怠。“多少豪雄,几许消沉”,眺望着毗陵的夜景,作者陷入了深思。过往的历史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如今都已经“消沉”。这两句从现实之景转人历史之思,一下子拓宽了曲子的境界。
中间三句援引两个典故。“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曲中援引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买田阳羡”是用苏轼典,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被贬谪之后终于悟出世事皆虚幻的道理,到晚年再不倾心于官场,只求在田园中度过余生。人生如梦,曾经的美好最终也难逃过历史尘埃的掩埋,这也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心绪和愤慨。“挂剑长林”,是用季札典,也有说乔吉此句是化用晋代许逊挂剑长松的典故。如此饵释似乎与上句更为相符,与整首曲的基调也更为呼应。
末尾几句写他人富贵,自己生命如流,倍感凄凉。“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这两句对仗工整。“昼锦”则是用来比喻朝霞,作者在“霞缕烂”和“昼锦”之间,插入“谁家”二字,一下子使自己与这种富贵、耀眼的景象隔绝,这富贵不过是别人家的,与自己毫无一丝关系。朝霞已去,夜晚到来,残月如钩,“故国丹心”句是化用周密《一萼红》,谓岁月如梭,人鬼殊途,对故国的一片丹心都是过去式了。窗影深深,夜已经深了,灯火也归于黯淡。遥望窗外,山野间“磷火青青,山鬼喑暗”。残灯喻指毕命之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泡影,都逃不过生死天命,让人倍感凄凉和肃然。
乔吉那些表达归隐之心的作品是他寻找解脱和心灵慰藉的产物,这首曲进一步展现了他内心对于一生漂泊、无法超脱命运的痛苦。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只有和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结合才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乔吉的散曲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阅读这支小令,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感伤,他清楚地看着这个现实,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也是其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这三章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表达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归的凄苦心情。
这三章的第一句都是“采薇采薇”,以此来引起下文。诗歌的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凄凉的戍边生活画面,我们仿佛看到戍卒一边在荒野漫坡上采集野菜,一边思念着久别的家乡,屈指计算着返家的日期。第一章开头两句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这是写春天,薇菜刚刚绽出嫩绿的芽尖。
第二章写道:“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这是写夏天,薇菜的叶片肥嫩。
第三章则是:“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这是写秋天,薇菜的叶茎将老而粗硬。从春到秋,薇菜由嫩而老,时光无情地流逝了;戍卒思归,从春到秋,一年将尽,何时才能归家呢?其实在诗里,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生物的生死消长,都看作是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因此,兴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最直接的感悟,其中有着体认生命的深刻之义。于是在“采薇”这样一个凝固在戍卒记忆里的姿势里,看到的不只是四季的轮回,光阴的流逝,还看到思念的成长,看到生命走向苍老的痕迹。
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样的豪迈和悲凉的交织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愫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