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此词以一个看似平凡的少女荡舟遇雨、娇不胜寒的故事，喻写了一幕爱情的悲剧，同时也寄托了一个不谙世故者生活坎坷、遭遇不幸的身世感慨。全词意味深蕴，含蓄婉转，手法新颖，别具一格。
开篇两句起笔不凡，想像奇特。女主人公感到离江边路太远了，遂移家近溪头，以便涉江采芙蓉，而且溪水流入江中，也将会流到所思之处吧！慰情聊胜于无，两句堪称“痴绝”之语。三、四句又起波澜，她摇荡着木兰船去采芙蓉，却不知不觉误入了双鸳浦。“木兰舟”，以香木制成的船只，泛指佳美的小船。芙蓉，即指荷花。她荡舟缘溪而去，可是却来到触动她孤独情怀之地“双鸳浦”——鸳鸯成双作对的水边。这里妙一“误”字，竟因“双鸳”这样美好的字眼引起她的不快，正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过片二句借写泛舟时遇雨，语意双关，表达了女子被弃时复杂的感情。“无端”，有料想不到之意。那象浮云般轻薄的男子，竟然毫无理由地玩弄女子的感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却只能暗暗地忍受着无穷的痛苦。那几乎是绝望的哀伤、绵绵的遗恨，紧揪着人们的心。“云”、“雨”之喻，本指男女间的欢合，而本词中，却显得如此凄冷悲凉。这里用谴责、痛悔、爱怜几层含意，深刻地写出被弃女子的心理。末两句承“帘纤雨”，意谓她那单薄的衣裳怎抵挡寒风冷雨？只好向荷花诉说自己的幽恨。“翠袖”句，写女子“不胜”风雨之寒，既点出她的软弱无依的可悲处境，也暗示她的清操独守。然而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消除的，无人倾诉，只能悄悄地共荷花相语。
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
诗词联想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凉》，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诗句赏析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往古来今之思，读来往往觉其放达，而不觉其悲切。此处却不然，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凉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世事一场大梦”中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即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亦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识。“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用“新凉”指又一个秋天的来临，并且突出了秋天乍到的“新”，可见诗人对节候变化的敏感，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词人由此产生出真挚的惜时之情。“新凉”亦指诗人再次遭到排挤打击的人生际遇，用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凉两句词远远不止是苏东坡在记叙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凉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觉到阵阵寒意袭来。
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远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有人认为“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可见“月明多被云妨”一句写的是眼前实景，是自然现象，但似乎还有更深的内涵，是在借自然之景抒写他对社会环境的认识。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妨”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于发挥而深感忧伤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据记载这首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也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特点
整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苏轼借写节候之“凉”，抒写人生之“悲凉”，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这首词意境与主旨相似的就是那首写于密州的词《水调歌凉·明月几时有》，在那首词中，苏轼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与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相比，两词都是借写景抒怀，都渲染了一个“寒”、“凉”情绪意境，给词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情感意韵。所不同的是前者在于指出节候之“清寒”，后者重在喻示人生之“凄凉”；前者写天上人间之“清寒”，后者写现实人间之“凄凉”；前者想象天上人间之“寒”以反衬人世间值得留恋，后者借人间之真情以慰藉自己“凄凉”的心灵。两词相得益彰，情韵悠远，表达了饱受政治打击的苏轼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总结
苏轼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但这种哲理意味是通过营造一个完美的审美意境传达出来的。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空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黯淡灯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世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为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