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又”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诸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
诗人借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以诗歌感慨人生，批判和讽刺官场上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指出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仕途多艰，险恶丛生，对现实有着较清醒的超脱态度。全诗选材新颖，意蕴深远。
诗的前三句写三岔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此驿作为历史见证的特殊身份。三岔驿地处十字路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之人皆要由此经过。正因为它四通八达，当云贵的交通枢纽，它才像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一直检阅着从这里经过的游宦商旅、农夫樵子、野叟渔翁。“几朝暮”犹言经过了多少朝朝暮暮。“几”，不定数词，因其不定，无法说清，才更显示其时间之长久，历史之深远。因而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也才无法计算清楚。
四、五句紧承前面，述说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官场浮沉这一点所见到的情景。“朝见扬扬拥盖来”，早晨才见那些得官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喽哕成群，拥盖上朝。“盖”，本指车的帷盖，此处以乘具代人，指代驷马高车、前呼后拥、骄横跋扈的官场新贵。“暮看寂寂回车去”是写傍晚就见他们丢官缴印，失魂落魄，清冷孤寂，垂头丧气，惶惶若丧家之犬地溜逃回家。“扬扬”指志得意满、趾高气傲、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样子；“寂寂”指气沮志丧、委靡不振、低三下四、不敢见人的狼狈形象。这两个反义的重叠词，写尽了官场中得意与失意时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朝得暮失，足见官场倾轧之厉害，宦海浮沉之迅速，仕途风波之险恶。这两句是全诗的中心，一方面诗人对那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他们趋炎附势、鲜廉寡耻、丧尽天良，虽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隐约暗喻着为官难，为清正廉明之官更难的慨叹。诗人忠心耿耿，却反而被谪远戍，永无还期。这两句又未尝不是对自己这种不平遭遇的牢骚怨愤之词。
最后两句用达观的眼光说世态，以出世的语气论人生，说理深透，议论有力。现在和过去，甚至包括将来，一切追名逐利的人统统都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只有眼前这短亭前的流水和长亭边的树木能与天地共存。长亭、短亭，为互文，即长亭的流水、长亭的树，短亭的流水、短亭的树。这两句既有鞭挞、讽刺，也有顺乎自然、无欲无求之意。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