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
竹为树中君子，鹤称禽中高士。南朝谢庄《竹赞》说“贞而不介，弱而不亏”；鲍照《舞鹤赋》则称鹤“钟浮旷之藻质，抱清迥之明心。”“对竹思鹤”这一诗题本身，就先透露了作者的命意所在。对竹，是实景；思鹤，是虚拟。诗的构思，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诗中又是蹊径独辟，自具一格。
“清”字，是全诗的立意所在。前二句，诗人“对竹”于洛阳伊水之滨，水竹相映，境界清而可见。这并非是首创，南朝齐时虞羲的《江边竹》诗已有先例，而唐人诗中更不乏其例，如白居易《画竹歌》说：“野塘水边欹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可见不仅诗人，画师亦早已取此为景。然而钱氏连着“瘦”、“萧萧”、“风”、“露”、“清夜”、“秋”诸语，却又显示了西昆派诗人善于锤炼的艺术造诣。清伊东流，又正值风轻露白的清秋之夜。这清迥的背景，更衬托出丛竹的瘦劲之骨，箫萧之韵。两个“立”字韵味悠长。这萧萧瘦玉，只宜于清秋之夜，野水之滨，一种孤高不群的意态，顿时从两个“宜”字中传出。“宜”与“不宜”，又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作者的情趣又从两个“宜”字中隐然可见。三句“更教”二字正就两个“宜”字接过，由“对竹”而到“思鹤”。鹤为“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相鹤经》），《诗经》也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仙鹤配野竹，韵趣相通。
“尽是人间第一流”，是全诗的结穴。瘦竹、清风、凉露，仙骥，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清超脱俗的第一流雅境。对这一点，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此诗命意含蓄而贴切，评论中肯。不过，他忘了知人论世，忘了说明钱惟演是否够得上“第一流人”。
这首《对竹思鹤》，表面上是写浮云野鹤，清高脱俗，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他这只“鹤”是忘不了玉墀丹陛的。所谓的“第一流”，实有所不称。因此《对竹思鹤》作为诗来说颇有佳处，但却经不起深究。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