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属三叠慢词，这是作者次韵北宋周美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的一首和作。它抒发了明清易代以后作者出自内心的黍离之悲、亡国之痛。
上片总写号称六代豪华的金陵古城已经破败不堪。念昔日之盛叹今日之衰，为全首词定下了沉痛哀伤的基调。
首句起笔擒题，令一个三字句“龙虎地”，即以诸葛亮的赞语“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突出古城金陵乃位居险要、气象万千之地。“六代繁华犹记”，这是对古城过去的繁华作空自回顾。历史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皆在金陵建都，曾出现那些帝王统治下的繁华景象，故称六化豪华，可是今日词人眼下的金陵城已经“红衣落尽，只洲前，一双鹭起”了。唐赵嘏《长安晚秋》中有“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红衣”指荷叶，喻舞衣或舞裙，故此处写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喻指当时六朝弦歌妙舞的盛况今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
末了，“秦淮日夜尽东流，澄江如练无际”。承上句写秦淮水东流，长江练无际，将当时金陵萧条冷落所引起的伤感进一步泼露笔端，犹如李后主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尽东流”的伤怀哀怨之声，给人以“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沉痛感觉。
全词中段，进一步写今日古城荒芜败落的景象，可谓词人情绪的铺展和延伸，伏而后起。
“白门外，枯杙倚”，首先一笔，绘出金陵城多为东倒西歪的断木残桩。“白门”即金陵；“枯杙”即指枯断之木橛。仅此一物，就突出了古城的败落萧条。用笔之精，可见一斑。继而“楼船朽橛难系”，说明由于到处是朽木残桩，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比之于宋周美成词作中的同韵同句－－“断悬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无论写景抒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石头城坏，有燕子，衔泥故垒”一句，整个金陵已是满身疮痍、处处狼藉，破败不堪了。昔之六朝胜地，雄称盘龙卧虎的名城，今已沦为楼航战船难系、城堡垒窝的亡都，其亡国之痛全然溢于词中。而末句“倡家犹唱后庭花，清商子夜流水”，这是作者感情的崛起，“后庭花”乃南朝陈后主所创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清商子夜”则是南朝的《清商曲》《子夜曲》。这里词人将晚唐杜牧的政治讽刺诗《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揉进自己的词中，对不知亡国之痛、陷于靡靡之音、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表示了无比的激愤！
全词末段，首句“卖花声过春潮满市，闹红楼，烟月千里”，写古城沦亡以后一种虚假的繁荣。紧随一句“春色岂关人世”，道出了虚假繁荣的端倪；春色岁岁虽然有，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春色掩饰不了古城沦丧以后的惨状。
最后“任野棠无主，流莺成对，衔入临春故宫里”，这是作者用典作结束。“临春”乃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词人写野棠无主花散落，为流莺衔入“临春”里，运用想象借南朝陈叔宝这个亡国之君的败迹，隐含哀而鉴之的嗟叹。
纵观全词，作者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写景抒发感情，即写古城破败景象抒发亡国之恨。因为作者毕竟不是李后主和陈后主，荒淫误国哀伤得直不起腰来；他痛父殉于国难，能终身不仕新朝，所以，一咱幽怨交加之情、哀而鉴之之心表现在词中，可谓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和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金陵乃位居险要之地，盘龙卧虎，历经六朝风雨。曾经行人流连的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只有那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秦淮水东流，长江练无际。
金陵城外断木残桩遍地，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今日的金陵已是满身疮痍、处处狼藉，只有燕子衔泥筑巢。歌女唱着《后庭花》，不知亡国之痛的人们仍在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街市人声鼎沸，红楼热闹，烟月千里。春色岁岁虽然有，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野棠无主花散落，流莺对对，飞入那临春阁阁。
注释
红衣：指荷叶，喻舞衣或舞裙。
白门：金陵。
枯杙：指枯断之木橛。
临春：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
《西河》属三叠慢词，这是作者次韵北宋周美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的一首和作。它抒发了明清易代以后作者出自内心的黍离之悲、亡国之痛。
上片总写号称六代豪华的金陵古城已经破败不堪。念昔日之盛叹今日之衰，为全首词定下了沉痛哀伤的基调。
首句起笔擒题，令一个三字句“龙虎地”，即以诸葛亮的赞语“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突出古城金陵乃位居险要、气象万千之地。“六代繁华犹记”，这是对古城过去的繁华作空自回顾。历史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皆在金陵建都，曾出现那些帝王统治下的繁华景象，故称六化豪华，可是今日词人眼下的金陵城已经“红衣落尽，只洲前，一双鹭起”了。唐赵嘏《长安晚秋》中有“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红衣”指荷叶，喻舞衣或舞裙，故此处写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喻指当时六朝弦歌妙舞的盛况今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
末了，“秦淮日夜向东流，澄江如练无际”。承上句写秦淮水东流，长江练无际，将当时金陵萧条冷落所引起的伤感进一步泼露笔端，犹如李后主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伤怀哀怨之声，给人以“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沉痛感觉。
全词中段，进一步写今日古城荒芜败落的景象，可谓词人情绪的铺展和延伸，伏而后起。
“白门外，枯杙倚”，首先一笔，绘出金陵城多为东倒西歪的断木残桩。“白门”即金陵；“枯杙”即指枯断之木橛。仅此一物，就突出了古城的败落萧条。用笔之精，可见一斑。继而“楼船朽橛难系”，说明由于到处是朽木残桩，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比之于宋周美成词作中的同韵同句－－“断悬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无论写景抒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石头城坏，有燕子，衔泥故垒”一句，整个金陵已是满身疮痍、处处狼藉，破败不堪了。昔之六朝胜地，雄称盘龙卧虎的名城，今已沦为楼航战船难系、城堡垒窝的亡都，其亡国之痛全然溢于词中。而末句“倡家犹唱后庭花，清商子夜流水”，这是作者感情的崛起，“后庭花”乃南朝陈后主所创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清商子夜”则是南朝的《清商曲》《子夜曲》。这里词人将晚唐杜牧的政治讽刺诗《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揉进自己的词中，对不知亡国之痛、陷于靡靡之音、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表示了无比的激愤！
全词末段，首句“卖花声过春潮满市，闹红楼，烟月千里”，写古城沦亡以后一种虚假的繁荣。紧随一句“春色岂关人世”，道出了虚假繁荣的端倪；春色岁岁虽然有，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春色掩饰不了古城沦丧以后的惨状。
最后“任野棠无主，流莺成对，衔入临春故宫里”，这是作者用典作结束。“临春”乃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词人写野棠无主花散落，为流莺衔入“临春”里，运用想象借南朝陈叔宝这个亡国之君的败迹，隐含哀而鉴之的嗟叹。
纵观全词，作者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写景抒发感情，即写古城破败景象抒发亡国之恨。因为作者毕竟不是李后主和陈后主，荒淫误国哀伤得直不起腰来；他痛父殉于国难，能终身不仕新朝，所以，一咱幽怨交加之情、哀而鉴之之心表现在词中，可谓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和作。
对于行人来说，在春光明媚时节奉使江南，是一次游历的好机会，况且又可以顺路探亲，一举两得，实乃好事。故这首诗里没有一般送行诗中常见的那种沉郁、缠绵的情调。
一、二两句说明他此行的使命和去向。轺，使者乘坐的车辆。紫泥，古人书信用泥封，泥上加盖印章，皇帝的诏书用紫泥，这里即指诏书。第一句等于说：他是奉朝廷之命去出使的。去的地方是“泽国渺天涯”，是到那遥远的水乡泽国去。
唐代从长安到江西，先走陆路，经商洛，出武关，到襄阳，然后即可乘船，经汉水，下长江。“九派春潮满，孤帆暮雨低”，三、四句设想他在大江中行船的情景。九派，长江流至九江，分成九道支流，所谓“江到浔阳九派分”（皇甫冉诗句）。春天桃花水发，长江水位很高，看上去好象置身于水的世界一样。“九派春潮满”，虽然不加夸张，但春潮涌动，江水浩渺的景象历历在目。而在这浩瀚无边的水的世界里，一叶孤舟正在暮雨中缓缓飘浮。江面的阔大正衬托出行人的孤单。诗人没有正面抒写自己的别情，而别情已在景中。这一联对仗工整，状物入微。沈德潜说：“著雨则帆重，体物之妙，在一低字。”（《唐诗别裁》卷十一）
“草深莺断春，花落水东西”，上一联是从大处着眼，这一联是从细处落笔；上一联侧重于行程，这一联则侧重于玩赏。江南的春光美，江南的春意浓。南朝梁文学家丘迟在代临川王写的《与陈伯之书》里曾这样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以故乡的春色规劝当时为北魏效力的陈伯之归降，而且终于达到了目的。江南春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草深”二句，正是化用了梁朝丘迟的文句，但显得更为流畅明丽。
最后两句说到此行尚可顺道省觐父母，当不致因留连风光而耽误行程。全诗写得轻快流丽，富有生气，乃送别诗中的佳作。
本诗中的“劝”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劝”解释为“勉励”的意思。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是诗人用切身体会告戒年轻人的经验之谈，说明人生易老，学问难成，因而必须爱惜光阴。因其“易老”、故“不可轻”，可见惜时之重要。说明应该珍惜自己美好的年华，努力学习，切莫让可贵的时光从身边白白地溜走。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诗人以敏锐、细腻的笔触，借用前人诗句中的优美形象，结合自己对“少年易老学难成”的深切感受，把时间快过，岁月易逝的程度，用梦未觉，梧叶秋声来比喻，十分贴切，备增劝勉的力量；从而使“一寸光阴不可轻”的题旨得以更鲜明的体现，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全诗通过梦未醒、梧叶已落来比喻光阴转瞬即逝，告诫青年人珍视光阴，努力向学，用以劝人，亦用于自警。告诫人们要珍惜光阴，追求学业，感叹人生苦短，要抓紧时间学习，将来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蹉跎人生。青春的日子容易逝去，学问却很难成功，所以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不能轻易放过。还没从美丽的春色中一梦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风里沙沙作响了。《偶成》南宋朱熹的一首七言绝句。告诉我们青春易逝，学问难成，且珍惜这年少光阴，莫轻易错过。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