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此诗写征戍之苦。三四句置于全篇中,似是写“燕客”回忆身在江南与亲友相别的悲情场面,当提出来单看。除此二句之外,其余六句均极力渲染边塞景物,没有丝毫主观情绪掺入其中,纯是以景煽情。作者只是客观的把边塞景物呈现出来,至于苦不苦、如何苦等问题,则完全留给读者自己遐想体味。作者无意把读者的思维拘束在文字的范围之内,因此形成一种意蕴绵长的效果。看似不言情只绘景,而情却蕴在景中,这是温庭筠一贯的手法。
全诗描绘了一幅日暮边关阔大苍茫的景象,从中寄寓着诗人客游边地的愁怀。这种边愁是如此的沉重,不能出世为官,亦不能在边塞建功立业。在诗人眼前,是国势衰微军队战斗力下降的悲凉压抑的边塞情景,边塞早已失去了昔日盛唐的荣光,而自己满腹才学却不能受重用而辗转流离,因此触景伤情。“重霜”“西风”“陇水冻不流”,诗人的内心充满了凄苦与悲凉。
全诗语言清新爽利,对回中道一带边塞景色的描写,颇能显现西北边境的苍莽辽阔与悲壮苍凉的情致。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对温庭筠诗颇多贬抑,但对这首诗却颇为赞赏。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