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这首《子夜歌》是思妇的子夜的悲歌。上阕紧扣题目描写子夜深闺的寂寞凄凉，下阕抒发思妇的愁苦之情。词虽是写的传统题材，但写景与写人的结合，刻画人物的矛盾心理，却独具特色。
开头即直写三更之月，对应词题。然三更，午夜也，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三更之月，古时只有为某种痛苦熬煎而深夜未眠的人才能见到。这两句形象地刻画留下了一幅静逸美景：皎洁的月光，恰恰映照在那庭院中盛开着的如银似雪的梨花上，辉映出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这种银白的世界，对于一个深夜未眠的人看来，给予的刺激真是太强烈了。故下三句，不啻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因为午夜总给人一种凄凉的感受，而如白似雪的梨花，又总会唤起人们一种悲哀痛苦的情绪，更不用说是在长久不寐的思妇眼中看到的。所以月光辉映下如雪似银的梨花，所给予人的悲凄之感，简直会使主人公哀哀欲绝，痛断愁肠。此词由所见月下梨花产生的悲哀之情，联想到死后魂化杜鹃尚凄声不断的杜鹃鸟，由其啼血悲鸣，染血杜鹃之花，联想到其声“不如归去”，点出了月下人深夜不寐之因：原来是一个闺中少妇，切盼情郎归来。她是那样真挚深情，以至夜不能寐，眼望皎洁月光、如雪梨花而悲伤欲绝。
“王孙何许音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如果说上片中女主人公对情人的思念及由此而产生的悲哀痛苦之情，作者是借助于十分委婉隐曲的手法，以写景的方式暗示的话，下片中女主人公的思想心理已采用直接剖析的手法。按王孙，深闺少妇所思念之人也。他音讯断绝，无处寻觅，时间已经很长了。可怜的少妇，只能一夜一夜地在月下徘徊，往日别时情景，幕幕跃入眼帘：分别之时，也是一个春天，柔嫩的桑叶刚刚吐出，枝叶稀疏掩映着的田间小路上，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强忍着悲痛，吞声而别。“何许”状写闺中少妇对情人那种深刻而长久的忆念之情。“吞声”两字，更将一对情人分离之时欲哭不愿，以免引起对方更大悲痛的那种互相体贴顾惜神情的描摹得颇为真切动人。
“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田陇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好像也在为他们抽泣。作者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对离别之情进一步渲染，结构上与上片结句相呼应，情调上则进一步加深全词的感伤哀怨气氛。
这首词前片重在写景，情由景出，后片重在写情，化情入景。结构上景、情、景依次为用，显得颇浑融完整。又句短韵密，韵脚以短促有力的入声字为主，声迫气促，易于表现一种深浓强烈之情，与全词所抒发的极度悲怆之情十分相合，不失为一篇声情摇曳的上乘之作。
李笠翁谓：“作词之料，不过情号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窥词管见》）此阕字句虽少，音节虽短，却能情景相生，风神宛然，是一首韵味深长的好词。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