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