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浚、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